整个高三年级，费远钟只剩最后一篇新课没讲。锦华中学的所有高三老师都是这样，用不到一个学期将所有新课上完，余下的时间全用来复习、考试，考试、复习。像德门中学这种学校，因为学生接受能力更强，常常是高中二年级就把所有课程上完，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准备高考。

费远钟备课跟其他很多语文老师不一样。所有的不一样都是因为他从未间断过读文学书。这在中学教师里面是难得的，教其他科目的不说，单是中文系毕业的语文教师，只要教上半年，最多三两年，你再去问问，看还有多少人在读小说、散文和诗歌？已经很少了，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对付课本，课本上当然也有小说散文和诗歌，但在他们眼里，那早就不是艺术，而是工具，帮助他们成就自己的教学事业、同时也帮助他们的学生考上大学乃至重点大学的工具。那些诗文早就死掉了，他们在讲台上把课本打开的时候，散发出的不是纸张的香味，而是诗文的尸体味，教师们要做的，就是解剖这些尸体，让学生们记住：这一块是颈骨，这一块是内脏。还在母腹中就接触中国的语言，发蒙那天就接触中国的文字，到头来，只学会了在考场上画√画x。教师们必须按参考书讲，因为那里蕴含着标准。那些大学毕业刚刚走上讲台的教师，往往对这些标准提出质疑，不过这没有关系，他们很快就会丢盔卸甲，打出白旗，俯首帖耳地退回到标准里去。要是你不愿意退回去，那么对不起，两个山字一重：请出。

大前年，锦华中学招来一个教语文的大学毕业生，他上第一堂公开课时，讲莫泊桑的《项链》，居然不按“标准”批判主人公玛蒂尔德的资产阶级虚荣心，说什么玛蒂尔德是法兰西民族继圣女贞德之后最伟大的女性！理由看上去也很充分：玛蒂尔德既然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丢掉朋友的项链时，人也不老，可她并没嫌弃丈夫，更没与丈夫离婚，而是十年辛苦，做最低贱最繁重的体力活，挣钱还债。她丢了朋友的项链，也没有赖账，连那种想法也没有，她懂得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借东西要还，要讲信用，把“信”字拆开来，不就是“人言”吗，玛蒂尔德知道，不讲信用就不是说人话，大家想一想，在今天，不说人话的人难道还少吗？玛蒂尔德的品质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最后，那位慷慨激昂的年轻教师还以质问的口气说：“我承认，玛蒂尔德是有虚荣心，但大家扪心自问，难道我们就没有虚荣心吗？”课就这样讲完了，他以为讲得很成功的，没想到下课之后，就被领导请进了办公室。几个领导脸色铁青，让他立即去给学生纠正，还要因为自己的胡言乱语向学生赔礼道歉。那老师毕竟年轻，当场拒绝，结果领导比他更干脆，让他当天就走人。他离开后，再没露过面，不知他在外面是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讲台。

费远钟当然也服从于那样的标准，但他对自己喜欢的课文——比如他正准备的《声声慢》——还是要尽量让学生明白：它是有血肉的，课文里传达的情感，还在我们的生活中流淌。

对称职的语文教师而言，备好一篇课文，就像写好一篇文章，需要状态。费远钟的状态显然不好。他的心忽东忽西地飘游着，老是无法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他放下笔，揉着发胀的眼睛。

这时候，朱敬阳进来了。朱敬阳说：“大家来签字，把这些天的补课费领了。”

莫凡宗离朱敬阳近，第一个签领了。领了三百块。他把三百块钱捏在指间，打得啪啪响，说：“每次我领这笔钱的时候，都跟领压资料得的回扣一样，心里发抖。钱不多，却脏了我的手！可你说补课费是黑心钱吧，为了学生，我没度过一个完整的周末，我像被枷锁套着的牛马，不能离开学校一步。上个星期六，我妹妹家里的水管爆了，屋子淌得像条河，我也不能过去帮忙收拾，结果我妹妹自己忙了一整天，累晕倒了。唉，这当教师的！你再看看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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