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的悲剧在两百年后的方腊身上再度重演，那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犹如雪上加霜，给予了腐朽的北宋帝国沉重的打击。战争结束之后，帝国元气大伤，东南一带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朝廷对地方的统治处于半瘫痪状态，东南各路、州、军、县地方官府力量弱极一时，蕴藏于民间的江湖势力趁形而起，填补了战乱造成的权力真空。他们几乎把持了东南境内（除几个比较大的城市之外）绝大多数的县、乡、镇、市集、码头和口岸的，经济、行政和司法大权。他们完全排斥了赵宋官家的律法、公理和伦理道德，以他们自己所奉行的家法与规则，统治着他们霸占到的每一个地盘。

他们就象被春雨滋润过的竹笋一样，一夜之间从地下萌芽、孳生，趁着和煦的好春光肆无忌惮地向四面八方蔓延滋长，须臾之间就散布到了官府无力企及的所有空间和地域。不论是在辽阔的长江中下游大平原，还是在偏远的闽浙赣、五岭山区，几乎每一个州县都有土豪劣绅横行不法，几乎每一个集市都有恶霸在作威作福，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有帮派恶势力把持，几乎每一个乡村都有土皇帝武断乡曲。

大行会、大商会、大集团、大帮派、大财阀、大土豪，等等豪强势力几乎代替了地方政府的各项职能，在他们各自占据的地盘上实行一系列资源垄断、经济垄断、物价垄断、行政垄断以及司法垄断，完全瓦解了官府在南方的统治。他们在各自把持的地盘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他们敢在各级衙门的门口公然鱼肉百姓，敢在青天白日的街市里耀武扬威，他们还会为了争抢地盘经常的进行群殴、械斗、打砸、哄抢。他们祸害无穷，百姓畏之如猛兽，官府视之如洪水，但他们浑然不惧，就象无数只从海面爬上陆地的硕大螃蟹，肆意地横行。

扬州在大运河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北宋科学家沈括曾说：“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洲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扬州之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客船、商船、官船、军舰、粮船、盐船、茶船、渔船进出运河河口，昼夜往还，川流不息。和南方的许多不出名的小地方相比，生活在扬州的人们还比较幸运，因为他们生活的城市还是一个拥有着正常社会秩序的法制区。

每到夏秋时节，这里还会有从江南各地驶来灌输京师的漕运粮船大部队进出于运河水道。这些由大吨位货船组成的庞大的漕粮船队，往往首尾相连可绵延百里，回程时再将北方的特产运到南方，庞大的船队此去彼来，往返万里，鱼贯不绝。仅这些供应京师的粮船已使各地方官吏应接不暇，近二十年又增加了“骚动天下”的“花石纲”船队，一同参与水道竟逐。诸多客船、货船托载着官用、军用、民用的各项物流辗转往复，令运河沿岸的地方官府疲于应付，各级地方政府遂把各种盐船、粮船、“花石纲”等特别大宗的运输事物全权委托给了各地的牙行、商会、漕帮等运输集团协同管理运营。遂使此些运输集团成为实力雄厚的财阀势力，他们手中攥着的巨大财富和显赫权势令各路枭雄垂涎欲滴。

扬州不比东京，在天子脚下争利的井市蛇头无不受治于严苛的国法，不能做大；此地则不然，处在天高皇帝远的南方，兼受过方腊农民起义军的颠簸影响，司法力量比从前大大不如，盘踞于此的各路黑暗势力遂蠢蠢欲动，在各个领域开始施展拳脚。

大到朝廷的漕粮运输、官府禁榷物资交易、私盐贩运、官府的司法诉讼和城市的石炭供应（宋朝的城市已经普遍实现了烧煤），小到市民的吃喝拉撒、水米油茶、衣食住行乃至柴草、粪水，都有江湖帮派和犯罪集团的恶霸势力在垄断把持。众多的把头、大哥、大柜、大当家，以及被他们收买、裹胁的混混、锅匪，把个好端端的扬州搅和得乌烟瘴气。

各路黑道势力中，以把持漕运的漕帮、把持官盐买卖的盐商行会和把持私盐私茶贩运的走私集团，三股势力最为强大雄厚。饱受恶霸、劫匪、绑匪暗算苦害的富商、大户、缙绅们纷纷投靠旗下，寻求保护身家性命的靠山。他们不惜交纳大笔的入会金、礼金结好强势帮派，隧使漕帮、官盐商会和走私集团，这三股大势力象滚雪球似的迅速膨胀，短短数年间就渗透进了当地的中上流阶层，发展成为足可于当地官府抗衡的三大秘密行社兼犯罪集团势力。

这私盐贩卖业是个源远流长行当，自春秋战国时齐国宰相管仲发明了盐业官营制度起，这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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