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比一阵猛烈起来。仁路两旁大的椰树给风刮得枝叶披离，长条长条的大树叶，折了，坠落在路上，萧萧瑟瑟地动着。杭州南路一电线杆倒成了四十五度角，一束束的电线，松垮了下来，垂到地上，通警察正在着哨指挥车辆绕而行。路上的行人，都给得摇摇晃晃。一个女人的一把塑胶雨伞，嗖地一下给刮到了半空中，象脱了线的风筝，载浮载沉地飘摇起来。一阵暴雨，重庆南路上淹没了，黄浊浊的小川，在路上急湍地蛇行着。衡街成都路两旁骑楼上竖立的商店招牌，给风笞达得惊惶失措，一齐在哐啷抖响。“大三元”落了，洋铁的招牌框在柏油路上翻，发尖锐的声音。我坐公共汽本赶回西门町，银车停业一天没有开门。我到饥饿起来，可是西门町一带的小吃店，大都关了门。我着风走到武昌街，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几家摊贩。有几个卖果的正在收拾摊，推着推车，提早回家。一阵狂风迎面卷来，几个摊贩同时都弯下，拚命住满载着香瓜、芭乐的推车。遥遥落在最后面的一个摊贩，是一个材小的年轻女人，一的长发给风得飞，她穿着一条土红的布裙，裙也了起来，她那双青白的小。她那架推车上，堆满了鲜红的西洋柿。女人整个人都往前倾斜，肩膀抵住推车，然而她那细弱的躯，竟敌不过猛劲的风势，呼呼两下，给得一连往后踉跄。她脚下一松，一下坐跌到地上去，推车前后一颠簸，哗啦啦便震落了十几枚西洋柿，鲜红的得一地。我赶忙跑过去，抓住推车手柄，将车稳住。女人从地上挣了起来。她看见一地的西洋柿，有几枚还浸在污里，痛惜叹：

“嗳。”

她捞起裙，弯下，去将地上那些红柿，一只只拾了起来，兜在裙里。她把几枚没有跌伤的，用裙角揩了一揩，仍旧放回推车上，剩下五六枚，跌得裂开了，果淋淋漓漓了来。女人挑了一枚特别大的，递给我：

“我们吃掉吧——这些卖不去了的。”

我也不客气，了一声谢，便接过柿，大啃了起来。柿熟透了，沁甜如。女人自己也挑了一枚，跟我两人立在风中，一同吃着跌破的柿。她大约二十七八岁，坑的大睛，尖尖的下，大概刚使过劲，青白的脸上，泛着红。大约她看我吃得兴采烈，她那双坑的大睛，从容地注视着我，笑：

“很甜呢，是呀？”

说着她又递了一枚跌伤了的柿给我。我有许多年没有吃过这透熟沁甜的西洋柿了。我记得那年母亲离家走的前两天，她对我突然变得异样的温柔起来，那天她买了几枚西洋柿回家，竟意外的把我叫到天井中，坐在矮凳上，跟她一块儿剥柿吃。那几枚西洋柿已经烂熟，手一撕，便扯掉。母亲剥好一枚柿，自己先咬了一，惊喜地叫：

“真甜阿！”

顺手便把剩下的半枚递给我，我咬了两，果然甜丝丝的，却又带着些许柿特有的涩味。

“好吃么？”母亲微笑，她摘下手帕来，替我拭去角上的柿。大概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对我那样亲昵过，她那次突发的抚，使我到受若惊，而且惶惑不解，竟至於有尴尬起来。

“黑仔，你知麽？你阿母小时卖过柿的呢！”母亲若有所思地追忆。母亲很少提起她在桃园乡下养父母家的生涯，偶尔提起，也是一片忿恨。“我们乡下园里，有十几棵柿树，就在池塘边。柿熟了，吃不完，你阿婆便叫我拿去镇上去卖，卖不掉的，我就统统自己吃掉——”母亲说着咯咯地笑了，“—一吃多了，肚发疼！”

母亲笑得前俯后仰，她那一长长的黑发一匹黑锻似的波动起来。我看见母亲笑得那般开心，乐得象个小女孩一般，也跟着她笑了起来。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母俩在一块儿笑得那般忘情。两天后，母亲便失踪了。

“我要买两斤柿。”我对那个摊贩女人说。

“十五块一斤——”她打量着我说，随着挑了四枚最大最鲜红的，用秤秤了一下，递给我看，风把秤锤得飘起来。

“两斤二两，就算你两斤吧。”她好意地说。

“谢谢你。”

我了谢，把三十块钱钞票了给她。

她将钱收到裙袋里，推起她的车，着风，吃力地行走下去，她的发，在风中，飘得老。偶一回，她望着我，却又笑了，我着那袋柿，乘上了公共汽车，往南机场去。我要把那袋又红又大的西洋柿，拿去送给母亲。

到达南机场克难路母亲居住的那间碉堡似的暗的泥楼房里，来开门的，又是上次那个额上生满了白瘢的老太婆，她见了我，没等我开便说：

“你是阿丽的大儿阿青，是么？”

“我给阿母送东西来，阿桑，”我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