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我们去桃园，再向阿婆要两只蕃鸭仔来养就是了，替你去选只白的，好不好？”

我跟弟娃始终没有去成桃园。我想如果我带小弟去外婆家，住几天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我可以帮着大舅赶鸭，小弟呢，跟着外婆吴好妹去捡鸭，大概总还行的吧。

“丽月，怎么样？房租清了，这下你不赶我们走了吧？”

回到锦州街，第一件事便是拿一百元给丽月，把尾数缴清。我知丽月的脾气，她对我和小玉虽然大方，房租却是不许久欠的。丽月正在房里跟阿桑两人商讨什么事情，她接过我的钞票，却对我说：

“你坐下来，阿青。”

“丽月，我也上班了，”我坐下来笑，“在银车，我这个班一个月还不及你一夜晚的差费呢。”

“阿青，”丽月了一烟，缓缓说，“今天下午，你那个疯仔了事。”

“了什么事？”我急问。

“他把我们小尼伤啦！”阿桑抢着说。

“是这样的，”丽月解释，“下午他跟小尼两人抢球，他推了小尼一把，小尼一跤磕到桌角上，把一颗门牙磕掉了——”

“可怜啊，一嘴的血！”阿桑指着嘴比划。

“该死！等我去揍他！”我叫。

“我早就打了他一顿了，”阿桑忿忿然，“那个痴仔，还笑呢！”

我站起来，要往自己房间走，丽月却叫住我：

“你不必去了，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我一下愣住，瞪着丽月没有声。

“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半响，我责问，我的声音有颤抖起来。

“警察来了——”阿桑嘴。

“警察局派了一车来，把他带走了，”丽月说，她又加了一句，“走了算了，也给你省麻烦——”

“你们凭什么叫警察？”我突然大声喝，我到一阵急怒，“你们把我的小弟到哪里去了？”

“你也疯啦！”丽月叫了起来。

“我去找他，”我把手上那袋粟糕往桌上一掷，气冲冲地叫：“找不到，我要你们负责——”

我在中山北路上一直奔走下去，迎面疾风，还夹着阵阵雨。台风的风已经到了。路上没有行人，两旁的荧光灯，紫蒙蒙的，在风雨中发着雾光。我一气跑到南京东路的三分局，跟分局门的值班警察说明来意，他带领我去，去见里面办公室的一位警官。那位警官四十上下，焦黄瘦，人却和气。他办公桌上放着一架手提收音机，正在细细地播着京戏。警官知我来寻人，便拿一份表格来，要我填写，问我：

“你找的是你什么人？”

我迟疑了半晌，答：

“是我的弟弟。”

“什么名字？”

“小弟——”我只好答.

“我是问他的本名。“

“先生，”我解说，“我这个弟弟有病——我是说，他的脑不太好，象个两三岁的小孩——”

“嗐，”警官摇手止住我叹，“我懂了，你是说你弟弟是个白痴？这又是件无案了。上个月，在圆环附近，我们还抓走一个神经病的女人，她在圆环大街上，赤，蹦蹦。我们问她姓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来——到现在还关在台北神疗养院，没有人去认领呢。”

“先生，我那小弟弟，送来三分局了吗？”我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