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成为第一个五年讨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情况也是好的。

在外方面，我国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正常化。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用了很大力气来对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质的矛盾，要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是党的宝贵财富”，“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9月30日前后，周恩来几次约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国庆社论的内容，调要继续落实政策、知识分政策。这期间，他建议在召开一次会议，谈“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并提议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参加。1973年8月“十大”期间，周恩来分别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天津、上海、江苏等小组的讨论，在发言中调要抓好生产，落实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他同中央主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谈了解放和安排工作问题，之后中央组织提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解放。他在延安参观“七大”会址时，提应陈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贺龙的照片；当1972年12月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这几年中，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纪念日举行活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或者，他提名单建议一批同志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批准，使不少同志从而获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贺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相继平反。限于客观情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来的推动和后来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央作决定：除与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

国外有些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了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和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复工作。”

这里着重说一下周恩来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和努力使他重新来工作。1969年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的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恩来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1972年1月，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质属于人民内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兴，暗示陈毅的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去，以制造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14日，阅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一方面把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据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让邓小平重新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了这件事。之后，纪、汪据谈话神提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央名义发《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分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