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和发展对外经济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1973年1月，经、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国、联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了一批技术先的成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大化、四大化纤、三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厂、43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机、工业汽机制造工厂等，总额43亿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39.6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这些引项目到1979年底绝大分建成投产，在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的再建。”他还讲了要贯彻执行劳分的原则，批评了多少一个样、好坏一个样、会不会一个样、与不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国务院采取了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国务院发关于加工资基金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第三，积极解决粮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中央写了粮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生产、整顿粮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央在12月10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

经过1972，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段周恩来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门的正常工作。他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不是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的影响？”“极左思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1972年7月1日，他会见籍华人理学家杨振宁时，对于杨振宁提的我国应加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基础理论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就要掉。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10月，他针对当时正常升学制度已被“文革”破坏的情况提，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教育提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后来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他还在恢复版事业，加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都提了重要的意见。他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的新华社的工作，提议把新华社的原负责人、老朱穆之从校调回来，参与领导，得到的同意。

在反对极左的同时，周恩来在整顿企业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了不少工作。1972年2月5日，周恩来指，现在我们的企业理得很，要整顿。这是首次提整顿的主张。据此，全国计划会议起草了文件，提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同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要抓产量、品、质量等七项指标。对这个文件，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中央批转下发。但由于张桥作梗，没有能发下去。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6日，他对援外飞机的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批示，和叶剑英一起抓军用飞机质量问题。他提到度来指：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1972年1月，鉴于汽车生产质量下降，他请余秋里抓这个问题。4、5月间又连续抓了罐、衬衣、照相机和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这些，都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质量理，促了企业理的整顿。10至11月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农林召开加经济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解决一伙鼓“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所造成的经济工作混状况，明确提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去。

农村方面，也注意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中央作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影响下，普遍存在分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搬照大寨的理办法，持各尽所能、劳分的原则，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兑现的一些政策，以促农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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