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是“右倾质”的问题。据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1959年的路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张。1960年又是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积累率在国民收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了严重的困境：资缺乏，通货膨胀，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资；组织增产节约；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资；甚至煤矿上因粮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地抓了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