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就把请来。第三线是周恩来，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情况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看这“跃”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央召开的北河会议上，提来要对国民经济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后的一年，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河会议的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行整顿、巩固和提”；“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了扭转比例失调的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

1961年9月，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一步提，这三年的缺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1962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步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理大量的迫的外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向们阐述多难兴的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急指示信》，11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凤”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据生产力发展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