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在五四神之外，还存在很多其他的观。老最初的民粹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老比今天的任何“民主斗士”都更加活跃，观也更加激。在老接受五四思想和共产主义之前，可以说，老曾经以为这是救中国的办法。但老跟后世的政客不同，当时他在自己的民粹主义上是严肃的，跟后世某些盲从的老百姓是一个理。

不过虽然老此时依然有民粹的残余，继续说老在这里民粹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因为老本的着还在“政权”。先把“政权”夺过来，完善是后面的事情。这个工作在当时的环境下，老只能煽风火。但后来在井冈山，他有了自己的武装，却可以真正完善起来。说明当时老残余的民粹已经不多，更多的是克思主义的政权建设思想。这思想从克思和列宁那里开了一个，直到老才真正完善起来。

延安时期，老对于自己的思想行了一个大清洗。很多人看到老在延安整风，正的好像是别人。其实不仅是别人，他自己也在整之列。首先他清洗了自己的民粹主义，然后清洗了自己“山沟里的列”，也就是实践经验丰富，理论不足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讲课，不可能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这只能说明，老在讲课之前，就已经重新对自己的思想行了哲学改造，从克思那里继承了知识分的立场。

跟列宁斯大林那在上解放全人类的态度不同，老发展了克思主义的政权观。党的领导是要的，但农民的真正翻主人也是要的。这已经完全跟老早期的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所谓的“克思主义跟中国国情相结合”，问题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老在这里，在政权的构成中，真正让翻的农民当起了家。“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这些后世的称呼，在当时的老这里打下了基础。被中国古代的兵家武装起来的老记住了兵家的一句重要格言，有的军队才是战无不胜的。理论很

正因为老跟政客的不同，所以老逐渐在思想的大碰撞之中放弃了自己的民粹主义，接受了五四神和共产主义。但即使在这时候，老也有一些民粹的残余，同时也有一代替他人思考的习惯。在写的文字中间有很多想当然的分。例如对于农民运动的分析，对于当时“矫枉过正”的情况没有象后来在延安到的那样，行反正，任由民粹继续下去。农会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建立起来，必然是大张旗鼓地搞破坏。后来的惨痛教训显然是被老取了，从井冈山的时候开始，老对中国命运的思索就带上了真正的知识分印记。土豪劣绅还要打，但同盟还是要联合。联合同盟的时候要让步，只要不让本，怎么让都行。这一在井冈山以至延安之前反映得还不明显。到了延安的时候，老就到了炉火纯青。家国恨教育了老，在民族的危难面前，老看到了阶级和解的可能。不仅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包括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延安，现了“开明绅士”这个观念，而且很多“开明绅士”跟共产党还合作得非常愉快。更早的时候，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的策动，也是老民粹观改变的一个显见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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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清洗自己的民粹之后，就迅速向现实主义迈。这期间，他一方面跟蒋介石明里暗里作战，另外一方面也明白了除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之外，在中国还有很多各阶级的成员，希望有一个阶级和解共同繁荣的国家。这其实在早期，老曾经参加过的第一个国共合作时期，就已经让老有所认识。只不过那时候老的民粹还占上风，没有真正将克思的理论行比较全面的解读。所以当时老所借鉴的，还主要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模式，同时心中固有的对于中国阶级压迫的现状认识，也让他对阶级斗争非常衷。他的理想就是解救全天下辛苦一年为谁忙的普通百姓，让所有泪成河的母亲从此不再因为生活的艰难而泪。当然，中国半封建半民地的现实也是老到痛心疾首的问题。所以当很多“武汉的官绅”对于湖南的农民运动到忧心忡忡的时候，老却说湖南的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因为农民得到了政权，就可以将加于他们的压迫彻底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