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必要区分英国的知识分子自我实施的审查和因为某些团体施压而出现的审查。众所周知，有些话题因为“既得利益”而不能被讨论。最有名的例子是对专利药品的质疑。同样的，天主教会对媒体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能在某种程度上封杀批评它的声音。媒体很少会报道涉及天主教神父的丑闻，而英国国教的神父要是惹上麻烦（例如斯蒂夫海角的神父27），那就是头条新闻了。舞台上或者电影里也很少出现反天主教的东西。随便哪个演员都会告诉你，如果某部戏剧或者电影攻击或者取笑天主教会，那么它肯定会遭到媒体的抵制，从而难以取得成功。但这种事情是无害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大型的组织都会尽量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且公开的宣传并不值得反对。人们不会期待《工人日报》28刊登不利于苏联的报道，同样也不会期待《天主教先驱报》29谴责教皇。但每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工人日报》和《天主教先驱报》是什么性质的报纸。令人不安的是，凡是涉及苏联及其政策，你看不到言之成理的批评，而且在很多时候，你连自由派作家和记者坦诚相告的文章也看不到，尽管这些人不会由于某些直接的压力而被迫说谎。斯大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政策有好几个方面是不能被严肃讨论的。这条规则自从1941年以来一直普遍存在，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它在那前十年便已经发挥了作用。自那个时候以来，左派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很难被听见。反俄罗斯的文献资料确实有很多，但绝大多数是站在保皇派的立场上，充满谎言，观点陈腐，而且居心不良。从另一方面来说，支持俄罗斯的宣传材料也很多，而且也同样充满了谎言，这让那些想要理性地讨论重要问题的人心生反感。确实，你可以出版反俄罗斯的图书，但你这些图书肯定会遭到大部分高端媒体的忽略或者歪曲。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都会有人警告你这么做“不太好”。你说的话也许是真实的，但这么说“不合时宜”，这是为反动派“摇旗呐喊”。他们在为这种态度辩护的时候，通常会说这是国际形势所需，因为英国急需和俄罗斯结盟，但这显然是强词夺理。英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一种忠于苏联的心态，他们由衷地认为，质疑斯大林的智慧跟亵渎上帝差不多。他们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俄罗斯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事情。那些毕生反对死刑的人为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30期间发生的无穷无尽的处决拍手叫好；印度发生饥荒会得到公开的报道，而乌克兰的饥荒则会被刻意隐瞒，这种做法也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战前知识界的氛围就是如此，现在也没得到多大的改善。

但现在回头来说说我这本书。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看到我这本书后的反应将会很简单：“它不应该被出版。”自然，那些深谙贬损之道的评论者将不会拿政治立场来攻击它，而是会另外找文学的理由。他们会说这是一本无趣而愚蠢的书，出版它纯粹是浪费纸张。他们说的也许没错，但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会因为一本书写得很糟糕就说它“不应该被出版”。毕竟每天有大量的垃圾被印出来，而且谁也没有在意过。英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大部分知识分子，会反对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背叛了他们的领袖，在他们看来是有害发展大业的。如果这是一本歌颂斯大林的书，他们是不会说它坏话的，哪怕它在文学上的缺陷比现在多上十倍。举例说吧，左派图书俱乐部31曾有四五年经营得很成功，这充分证明他们非常愿意容忍刻薄的言论和邋遢的文风，只要作者说的是他们想听的话。

这里涉及的问题十分简单：是不是每一种观点，无论它是多么不受欢迎，甚至是多么愚蠢，都有资格被听到？如果你这样问，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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