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7年，我就开始构思这本书的主题，但直到1943年年底才把它写下来。等到写完之后，我发现要将其付梓显然是很困难的事情（尽管当前图书十分稀缺，任何东西只要冠以书的名义就能“大卖”），后来果然有四个出版商拒绝刊行这本书。只有一个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其中两个出版反俄罗斯图书已经很多年，另外那个向来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某个出版商20刚开始倒是接受了这本书，但在做出初步的安排之后，他决定咨询信息部21的意见；该部警告他，或者毋宁说强烈建议他，不要出版这本书。下面的文字摘录自他的来信：

我提到了信息部某个高官就《动物农场》给我的意见。坦白说，他的看法促使我深思……现在我明白它为什么会被认为非常不适合在当前出版。如果这个寓言只是泛泛地影射独裁者和独裁统治，那是毫无问题的；但现在我终于明白，这个寓言完全以苏俄的历史进程及他们的两个独裁者为蓝本，它影射的只能是俄罗斯，而不可能是别的独裁国家。还有就是，如果寓言里的统治阶级不是猪，那可能还不是太得罪人（我不知道这个修改建议是某先生本人的看法，还是源自信息部，但看上去带着官方的烙印——奥威尔注）。我认为让猪来当统治阶级无疑会得罪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点敏感的人，而俄罗斯人毫无疑问是很敏感的。

这种事情不是个好迹象。政府部门显然不应拥有对非官方资助的图书进行审查的权力（涉及国家安全的审查除外，这在战时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但当前言论和思想自由面临的主要危险并不直接来自信息部或者任何官方主体。如果现在的出版商或者编辑利用职权不让涉及某些话题的内容付印，那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受迫害，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大众的意见。在这个国家，知识的懦弱是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敌人中最糟糕的，这在我看来已经是无需讨论的事实。

任何有新闻从业经验的人只要凭良心说话，都会承认战争期间官方的审查不算特别讨厌。我们并没有受制于那种非常有理由出现的极权主义“调控”。新闻出版界的抱怨诚然是有原因的，但政府表现得很好，而且一直以来对少数派的意见也是出奇地容忍。英国出版审查的恶劣之处在于，它大体上是自愿的。不受大众欢迎的思想可能会被噤声，可能带来麻烦的事实可能会遭遮蔽，而且这完全不需要官方下禁令。任何人只要在国外生活得足够长久，都会知道有许多轰动的重大事件——足以成为头条新闻的大事——完全被排斥在英国的媒体之外，这不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提到那些事情“不太好”。就报纸而言，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英国新闻业的集中程度非常高，大多数报纸掌控在几个富人手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去封杀某些话题。这种披着面纱的审查也出现在图书和杂志出版业，以及戏剧、电影和广播等领域。反正英国社会向来有一套正统的思想，一些大家认为所有头脑正常的人都会理所当然地接受的观念。有些话没人禁止你说，但是你说了“不太好”，就好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人们在女士面前提到裤子“不太好”那样。谁要是敢挑战这种主流的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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