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和我的聊天。她告诉我许多她小时候听来的旧事，我跟她说我的幻想：如果我们还能捧着那些旧书与手记坐在一起看该多好。这样的幻想，有如傻瓜行为，毫无作用，其实就像我的文，它其实也没有作用，它是我个人的片面，是我拿起笔就没得选的东西。创作

月安的外貌和气质，来源于另一个人。大约在五、六年前，我在长沙的桃岭看见了一位坐椅的老人，由一个年轻人推着。那时候正是天，岭中清澈，满山的都开了。那位老人穿一件像厚长袍的对襟布衣，发全白了，梳得整整齐齐，举止之优雅，面容之淡然，令人折服。我从没见过神那样澄澈的老人，当时就想，真像民国旧照里的人，今日门，想必也是来赏，可惜不如我运气好，外还赏了人。

写这篇文章时，我犹豫要不要讲一讲“那段历史”又是怎么现在我的文中的。我想，要是我站在十年后，因为想了解十年前的自己是怎样想的而去读这篇文章，我不希望看到自己只说些官样话，十年后，我应该还是想看到当年的自己没有鲁迅所说的“冷气”，哪怕各个方面的环境其实都没有那么好。

在《手指》一文完结后，我和几个读者朋友聊了聊，有个朋友问我，陆家是否有我家的影。我非常果断地说：没有。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一个创作者总是很难摆脱其经验，那是土壤，也是囚笼。不过我更想说，与其说陆家，不如说是贺家。那么久远的贺家，成为了我童年到少年常听到只言片语的一角，从我的祖父祖母到家族里每一个长辈，在他们年节说起的蒜的旧事中，我看到了历史的一页。我没得选，我是从那里长来的。

在写《手指》时，我常常反复听同一首曲的不同版本，这关乎不同的演奏者或改编者如何诠释同一个主题，比如同样是《梁祝》，吕思清老师的小提琴协奏曲版本，巫漪丽老师的钢琴版本，只保留主旋律的简化版本，还有其他不同的版本，它们都是在哪一击中了我？它们和我喜的一些文学作品一样，都不是猛然来的冲击，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了我，有时候我能发现是这一击中了我，这一声小提琴，这一弓，这一句话，但是在这一前的那些没有击中我的东西，我也知都不是白费，不是不好的，不是没有必要的安排，不是因为不够简洁而可以被割除掉的冗余。它们是一积累，将我引到让我被击中的那一。所以从《手指》开始，有了闲笔，有了一些我认为的东西，它慢下来，耐心了一，不为勾着人不停地翻页，也不为尽快地讲完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手指》的叙事就是从音乐里来的，它的节奏，它的布局，都受到了音乐的启发，它不像我之前的任何一篇文。

人也不是全有原型。有读者朋友说，觉到我，即作者本人是一个钟关白和陆应如的结合。还有两个朋友，一个明示，一个暗示，双双表示文中对音乐的追求，其实是作者对自写作追求（或者说，一切创作）的一个隐喻。应该说，我没有钟关白的天赋，也没有陆应如的能力，钟关白的笨拙还是有一。

《手指》中的叙比较悲伤，更悲伤的是，我没有写任何比真实更悲伤的东西。我的祖父曾皱着眉看着家里的书被烧掉。他说，其中有些是孤本，从此再没有了。我的父辈向我描述他们的长辈过的研究，他们童年时的院与房屋，那些回廊与天井，家中有趣的小件，听得我心驰神往，不过已无缘得见。我还能见到的旧不多，比如一黑漆漆的大缸，据说上面曾全是佛像，因为怕被人毁掉或者所谓“借走”，于是表面的佛像全被凿去，家里才留下一可用的普通缸。

不能否认的是，音乐和文学非常像（此没有认为我写来的东西能算得上文学的意思）。曾有乐评人也用过这样的比喻：音乐是一个过程的东西，欣赏一首古典乐曲，与欣赏一幅画不同，它更像阅读一本书，那不是一瞬间的觉，它需要时间的积累。

说到创作和理想，《手指》也确实有一些自我反思，但它们就在文里，在此也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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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者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常常不是为了写它，这很普遍。将音乐作为载，很大一分原因确实是因为喜，写这一篇文给了我时间去听音乐会、逛音乐家博馆、看古典乐相关书籍以及练琴的借，因为喜好像不是正当理由，写作当然是正当理由啦。

第三个人，是我的一位老师。付诸笔端的师生情，多半源于这位老师，在此不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