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在解决了“富国兵”的大政后，赵顼最先想到的就是此法了。那些见朝廷缺钱，就肯慷慨解的百姓，不正要好生呵护吗？

连弟弟都被赶京了，苏轼自然也是大怒，就连赴宴时，也忍不住说一说国事：“自古役人必用乡，犹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桑麻，怎能以他充代

虽说这段时间，士林因“引力”一说纷争不断，但是老成持重的臣，对此却不怎么关心。他们又不是靠经学吃饭的，对于这古怪的新学说更是不兴趣。与之相比，天和王安石的动静才更重要些。之前王安石提到的“贡举法”未曾正式颁布，但是太学改制已成事实，估计考过明岁闱，就要落实了。连关乎仕途的抡才大典都能动，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动的？

而这些差役中，不乏缺，都被上占了个净。那些苦差，则往往分给了中下，闹得民不聊生。譬如“衙前”一样,就是替官府押运贡前往东京。不论远近，宿都要自理，而且绝不能半分差池。若有损毁，当役者还要照价赔偿。有些地方距离京城太远，动辄辗转数千里，只为押运一些本不值钱的东西，闹的人家破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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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募役法”正式台时，在众人哗然之时，不少人也开始奋笔疾书，上谏直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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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别旁人更怕天退缩。毕竟现在朝廷有钱了，矿山、盐田、商税三样，加起来都要超过田赋所得了。而这些，还都能牢牢掌控在天手中。若是天因此心神安逸，不愿再冒险革新，他在三司条例司中的谋划岂不竹篮打一场空了？如今有了国债兑付的激励，能让天下定决心自然是最好。

所谓“募役”，正如其名,是要以钱粮雇佣役力，替代以往的“差役法”。自古以来,役于民。有宋一朝，除了要缴纳赋税以外，百姓还要照等低,为朝廷服差役。其中州、县役主要有衙前、押司、录事等。乡役则有里正、长、眷长、弓手、壮丁等。都是为朝廷办事,需要承担一定职责的任务。

如今赵顼的确是不缺钱了，但是看着这些人侵占朝廷所得，还要害民，他如何能忍？而这国债的获利都不放过，何况平日在乡里所为。他又岂能看这些人盘剥良善？

在本朝，官虽说还要田赋，但确实是免役的，因而“差役法”对其只有益，没有害。但是改成了“募役法”，官也必须付“助役钱”才行。如此一来，数不清的达官士族恐怕都要反对此法，届时闹的动静，可就不是区区的“保甲法”、“贡举法”能比的了。

然而心中激，王安石还是不免：“只是这募役法如今唯有总则，议定还要些时候。豪富之家难免生怨言。若是众议汹汹，还请官家以民为重，不为小人所动。”

赵顼这话不假。自王安石上台,设立三司条例司后,朝廷一共推行了三样新法,分别是农田利法、保甲法和将兵法。其中农田利法是为富国，为了开辟荒地，兴修利,使得天下田亩增产。而保甲法和将兵法则是为了兵，为了以百姓护乡里。

这次的募役法跟之前的确不同，是需要下放到各州县，让官吏们“论定”需要募役的金额的。如此一来，耗时更长不说，难免还会让那些豪富之家有了准备，群起攻之。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更需要天的决心了。若是天犹疑不定，怕是这法令连东京城都没法。

听到这话，王安石松了气，拱手：“官家既能下定决心，臣自义不容辞。”

只是仅仅这些，显然是不够的。只要国朝一日不除积弊,就没有中兴的可能。而这“募役法”,正是他和王安石两人商定，最能革除积弊,去民疾苦的新法。

这积弊，也有不少大臣提，欧修和司光都有奏本，阐述差役频频，扰得民间不得安生。轻者投献田产，寄于豪富之家，冒称佃客；重者连家中田亩都不顾了，远避他乡，亡隐匿。如此一来，还有谁肯安心地，朝廷赋税又要如何收取？

有了天如此果决的答案，王安石心大定。见年关将至，也该把这募役法公之于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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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章

莫说是这些朝廷忠臣，就连三司条例司里任职的苏辙都忍不住上本反驳，王安石可不愿看到自家阵脚大，立刻安排其京巡视各地利。

此事赵顼心中哪会不知？然而又看了看手中的国债兑付记录，他恨恨咬了咬牙：“这些人哄抬国库券时，可没有半分犹豫。朕自不能让他们占尽便宜！”

免除衙前重役，可是连司光和欧修都提过的。但是免役归免役，让官、豪右、僧这些原本免役之人掏钱助役，可就是他们万万不愿看到的了。若是士人跟乡民一样，都要掏钱才能免役，朝廷的面又在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