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在这段时间里翻译的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名著《惶然录》已经交付出版，装帧设计相当精美，下一本书也已经在写作当中。他没有要求法院去执行最终的判决。

马桥事件是新时期文学史上争议最激烈的公案之一，有众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争端之中，然而，他们最终要闹明白的，不是作品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成败得失，而是作品是不是抄袭这样至为简单的问题。严格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律和道德问题，但却被许多人当成正常的、健康的文学批评来对待，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马桥事件真是中国文学的耻辱。只要读过《马桥词典》和《哈扎尔辞典》的人，都会对“抄袭”、“照搬”一说感到莫名的疑惑。虽然同样冠以“词典”的书名，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实在悬殊，以至于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还得花费许多心思。

马桥风波之后，韩少功后来又写出了《暗示》、《山南水北》等与《马桥词典》同样有分量的作品。回顾马桥事件，我们不禁庆幸，如果关于《马桥词典》抄袭、剽窃的指控作为“正常的文艺批评”得以成立，酿成一起冤假错案，我们会不会因此封杀了一个优秀作家？经过马桥事件，人们应该更加清楚合理批评与恶意诬陷和人身攻击的界线，中国文人应该比其他阶层更有涵养，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和人格，不能因为观念的分歧就肆意糟践它们，以图出一口恶气。在维护事实真相和人格完整的伦理前提下，批评家仍然有巨大的空间可以自由驰骋。

进步的回退（1）

作为一个行动者，韩少功的心志少有旁骛。心志专精者往往失之迂直，但他却善于在生活的流变中迂回地把握自己。不是每一条偏僻的小路都通向辉煌的殿堂，但是每一条康庄大道都有走到尽头的时候，任何聚宴都指向一个离散的结局，这是人人都听说过的道理。韩少功的机敏在于能够弃舍，在康庄大道熙熙攘攘时悄然拐出，另辟一条羊肠小道；在觥筹交错的时刻抽身离席，“一次次回到一无所有和从零开始”，避免收拾残局的狼藉。用蒋子丹的话说，“韩少功的明智，恰在于他正值春风得意还想灯火阑珊”（《〈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走到光明，比在一条光明的道路上走到黑暗是要好些。

90年代后期，文学题材的类同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个性充分伸展的时代，奇怪的是，个性化的追求最终指向一些不约而同的共性。尽管社会的阶层和角色的分化越来越悬殊，但人们内心的愿望却趋于一说，从君子到庶民皆以物欲为本，皆以身体为尺度。一个时期，在《天涯》的小说来稿中，竟然有近半是写红杏出墙和多角恋爱的，小说中的人物玩世不恭、嬉皮笑脸的做派也如出一辙，人物活动的场所也在从商场、酒吧到宾馆床笫之间的一条线上。在作家同行之间的交流中，除了插科打诨的玩笑话和有色段子，剩下的就是耳熟能详的事情。城市生活就像它的建筑面貌一样，在复制中迅速同质化，人们在精神上也迅速向右看齐，就像操场上的士兵。多年的城市生活没有养成韩少功情感上的认同归宿，反而还有了愈来愈强的疏离感。他的心似乎始终漫游在城市之外的野地里，彷徨于古老纯净的月光之下：“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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