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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说：“韩少功提出的一个见解还是值得考虑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点，天然应该进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俗世的对立面上，不管如何都应该按一种最高的标准来评价社会，应该给社会一些最高的原则。”

张颐武接着说：“恐怕不能像韩少功这样机械地理解……我觉得张承志、韩少功等人的困境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运作方式，自己受到欢迎的情况，自己与市场的极为微妙的互动关系还缺少或根本没有反思。这与德利达、福柯这样的思想家批判社会的同时也批判自己是不同的。这样，他们的自信、自傲、唯我独醒，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的色彩和专制的味道。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

刘心武接着发挥，说：“比如他们对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对自我的肯定为前提，来否定他人。这是很奇怪的，这在现代的世界上很少见了。”

韩少功在《世界》一文中对蔑视自己母语的行为的批评也受到曲解。刘心武在与张颐武的对话中说：“韩少功的《世界》一文最感情投入的、最激切愤怒之处就是‘请说中文’，但人家却不说中文。这是很让人伤心的。中文被韩少功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屈原、李白用它写过那么好的诗，曹雪芹用它写过那么美的小说。但现在的现实是相当严酷的。”（《文化转型时期的挑战》，《作家》1996年第1期）他们把韩少功的观点漫画化，然后加以评议。

面对这种对虚拟目标的攻击，韩少功感到有些奇怪，他给《作家》杂志写了一封信，声明说：“我得说明一下，这些都不是我的观点，不知刘心武先生引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作家》1996年第6期）但他没有等来任何回应，直到几个月后“马桥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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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瓶子里装新酒（1）

1995年4月，在海南岛上与韩少功朝夕生活了几年的母亲因病逝世。晚年的她记忆力衰退，性格也有些古怪，但仍得到儿子和儿媳耐心的照顾。奇怪的是，对于照顾自己的人，特别是有时候还要背着她上医院的四毛，她总是有些微词和怨言，而对其他不在榻前膝下的儿子反而称赞有加，说他对她怎么怎么好。就像《鞋癖》里写的，经过多年的政治迫害，她的精神世界有了许多外人难于理解的异变，不爱与外人打交道，不得已要有对外活动时，也总是对别人怀有深深的疑惧。她每次生病到医院留医，总是哭闹着要回家。不管是多么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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