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去追求神通术数，是舍本求末，势必落入旁门左道之中；而舍去功能作用求证道体却又无体可证，容易陷入对无念无我之孤寂境界的执著，形成新的心理禁闭和滞障，偏离佛法###见性、智慧解脱、济世度人的大义。在他看来，“禅是弃小我而得大我的过程。虚净决不是枯寂，随缘决不是退屈，‘无’本身不可执，本身也是念，当然也要破除。到了‘无无念’的境界，就是无不可为，反而积极进取，大雄无畏了”（《佛魔一念间》，见《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承接近世以来“人间佛法”的精神，他认为佛法应当是世间法，大乘佛法的行者必须在宏立“菩提大愿”的前提下广开方便之门，直面世间的艰难困苦，甚至面对血淋淋的人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历劫修行”，在浓浓的人间烟火中证取清凉自在，在污泥浊水中种植高洁的莲花，将一切法变成佛法，而不是在世间法之外另立一个佛法，退避山林，执著一个佛的境界。bsp;灵魂的声音（4）

佛的慈悲遍及所有六道众生，而不仅限于某个家庭、种族、教派、国家，也不仅限于某个生命物种。佛的智慧直指超脱的心灵，扫荡一切现象境界，不留任何挂碍和遮蔽，包括对佛法本身也不能有丝毫的执著。在《金刚经》的叙述中，倘若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及有众生如来度者，都是对佛的诽谤。因其慈悲喜舍，救苦救难，佛法是神圣庄严的；因其智慧超脱，不落窠臼，不立一法，佛法又是一种逍遥和嬉戏。在《圣战与游戏》这篇短文中，韩少功把佛法中悲智双运的内涵表述为：“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决不苟同惊慌与背叛，奔赴真理从不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圣战与游戏》，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大乘菩萨止于慈悲，却又游戏神通。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神圣的游戏者。

他这个时期的这些随笔作品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文化素质，对各种文化资源吸收和消化的能力。韩少功是一个勤奋的读者和耐心的倾听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宽大的学习胃口，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表达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些随笔的书写，为他日后从事的随笔体长篇小说的创作做好了铺垫。

一系列思想随笔的发表，被认为是一次思想的出击，给当时的文坛投下了炸弹。并不看好韩少功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评论家孟繁华，甚至称其卷起了一场“庸常时代的思想风暴”。他说，“韩少功站立在南海边地，以散论作为鞭子无情地抽打了那些垂死的灵魂，同张承志们一起不时刮起思想的风暴，洗涤文坛的空前污垢，从而使他们这类作品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冲击力。一个作家是否一辈子都有好小说问世并不重要，那是可遇不可求的。重要的是，他能以站立的姿态，示谕着人类仍然有不灭的精神存在。”（《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有些论者把他和具有###文化背景的张承志和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张炜归入一列，称他们是文坛上理想主义的“三剑客”。

张承志激烈抨击文坛流行的“痞子”气，倡导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清洁的精神”，呼吁作家们要“以笔为旗”进行抵抗，拯救母亲一样的中华文明，他决绝的姿态显得高标绝俗，让人联想到一度燃遍全国的红色思潮。张炜宣示一种土地的情怀和“精神的魅力”，批评物质至上的社会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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