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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表示对媚俗乃至恶俗的现象“拒绝宽容”。他指，“在这个时期，恰恰守成了最重要的。唯在这个时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览肮脏”，而“一个思想家、艺术家，唯一可以的就是持真理和正义，不向恶势力低，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音，喊自己的声音：只要这样了，就会生命永存”（张炜：《神的魅力》）。与他们相比，韩少功显得温和一些，他是在肯定质望和世俗追求的合理和必要的前提下，去批判将这合理和必要无度夸大，从而取缔一切神价值的极端倾向。他同时也批判那无视质生活前提，取消世俗生活价值，一味夸大神荣耀的另一极端倾向。他在发对“灵魂的声音”的呼唤的同时，也肯定王朔等作家对伪德的“杀伤力”及神意义。然而，在所谓理想主义“三剑客”的有失宽泛的归类之下，他们三人之间的差别很容易就被人们忽略了。尽都是反抗神对质利益和权力的依附和投降，卖灵魂的尊严，但在不依附质利益和权力的前提下，神还可能依附于其他听起来冠冕堂皇的东西，接受另一类型的屈辱和禁锢；利益也可能像病毒那样以其他变的方式现，来突破灵魂的免疫系统，其心领地，这同样是韩少功不能接受的。倘若人的神不能自足充盈，必然寻找依附，依附的对象虽然不同，依附本的质却是同样的。以一依附去反对另一依附，或是在反对一依附时走向另一依附，会永远在趋附的过程之中，立不到超越依附的“从无住本，立一切法”的境地上来。佛学的智慧直截了当，反对的是一切心灵的依附，而不是反对某特殊的依附对象，即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贯穿于佛学典籍中的这无依无傍的超越神无疑对他产生了影响。

90年代初期抵抗俗文化的“单兵作战”，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浑然一统的中国启蒙思想界开始分化和裂变，形成内在的张。正是这张直接引发了1993—1994年间的“人文神”大讨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王晓明与上海几位青年学者的对话，题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神的危机》。对话认为当前文学已现危机，一是作家丧失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靠媚俗悦众来谋取生活；二是作家把文学视为打拳健乃至搓麻将一样的玩法来自娱。王朔的“痞文学”属于前一，其特是以硫酸般的“调侃”消解生存的神圣和庄严的意义。张艺谋改编导演的电影属于后一，他“玩”来的文学逃离真实的生命验，在表现陈腐肮脏的东西时并没有多少批判意识。文学的危机“不仅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文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上暴了当代中国人文神的危机”。对话提了作家自“灵魂救赎”的问题，并呼唤新的人文神的诞生。对话发表之后，引了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很多学人加讨论。围绕着如何估计中国的人文现状，如何重建中国的人文神，如何评价中国的人文传统，如何实现中西人文神的对接等问题，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以来的又一次理论大讨论。

20世纪90年代“人文神”的场语境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恰好相反：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对人权的桎梏而提的，它要伸张的是人的望，世俗化正是它的本诉求。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主义思基本是沿袭这一取向，而20世纪90年代提的“人文神”针对的却是正在滥觞的世俗化，一过度人化的状况。虽然它不是要从人间回到天国，但却是要从望的追逐回

灵魂的声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