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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文化寻根的重要性的同时，韩少功警惕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撞了南墙撞北墙的简单摇摆，指出：寻根“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就在“寻根”文学如火如荼的时候，韩少功却躲进了武汉大学英文系，在樱花大道旁的学生宿舍里大啃英文，除了写家信，几乎不与中文打交道。居住武汉市的文友们都不知道他猫在这里，以致就“寻根”话题前来采访他的《文艺报》记者潘凯雄打听了好久，才在学生食堂里找到他。同室学友们也到这时才知道，这小子是个作家啊。

《文学的根》发表之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对这一主张作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引发了文学界和思想界关于“文化寻根”的大讨论。寻根的理念受到了来自老新、左右两股力量的夹击，2000年3月，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周”期间，韩少功作了《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的演讲，回顾了这一段历史：“在朝的‘左派’批评家们认为：文学的‘根’应该在本世纪的革命圣地‘延安’，而不应该在两千年前的‘楚国’或者‘秦国’，因此‘寻根’之说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野的右派批评家们则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完全腐朽，中国的文学只有靠‘全盘西化’才可能获得救赎，因此‘寻根’之说完全是一种对抗现代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看出这两种批评虽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拥有共同的文化激进主义逻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血缘相连的儿子。这两个儿子都痛恶传统，都急切地要遗忘和远离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985：文学的根（5）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韩少功不作任何正面的回应，但他后来还是追写了《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和《胡思乱想》两篇随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寻根理念，将其与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寻根”，和国粹主义、地方主义区别开来。“就我自己的理解，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东方文化自然有很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东方的寻找和重造》）。这种优势包括直觉思维，区别于西方条理分割和逻辑抽象的整体把握，以及在审美上对主体风骨、气韵等心态的推崇。在对寻根理念加以阐述的过程中，韩少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悟性。虽然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之一，但他并不喜欢戴这顶帽子，让它把自己的脑袋罩住。在1987年发表于《北美华侨报》的《胡思乱想》一文中写道：“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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