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写作，可以成为社会学、文化学分析的个案，但在文学、学上，没有多少值得书写的价值。在如火如荼的狂飙年代，社会生活度政治化，人的思维度意识形态化。当时，即使最有才华的作家也不可能写有度、有品质的传世之作。对于他本人，则主要是完成一个个人成长和砍柴之前磨刀的过程。在他至今版的各文集和选本中，几乎没有给这个时期的作品留位置。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本一样，那些作品已经沉记忆的海底，于被度遗忘的状态。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人们不会想到去打捞它们。

成为导演或经济学家的一些能人，包括贺梦凡、张新奇、贝兴亚，等等。这是一个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学小圈，结束政治极权是他们的共同心声。莫应丰写作“反书”，以《将军》公开指控“文革”，就是在这些朋友的支持下秘密开始。在“林彪事件”以后，他们的思想摸索更为自信，几乎顾不上什么艺术修养，就仓促上阵闯文坛。韩少功后来以《月兰》、《西望茅草地》等作品在“伤痕文学”中频频发力，与这个圈内的互相激励和互相启发不无关系。

校园里的大民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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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江的岁月是漫长的，在这里韩少功由一个十五岁少年历练成一个持重的青年，从肤隙间伸长来的青的胡须，野草一样遮住了他的半个脸孔。他对那段特殊的生活是真诚的，倾注了自己的全情的，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里他都难于走记忆的纠缠。特别是汨罗江上的那圣洁得可以杀人的月亮，始终徘徊在风轻云淡的天空。古罗国的山人情成为后来韩少功展开人故事的背景，汨罗地方楚文化的遗风，包括人们对事的泛灵理解，也成为他小说语言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爸爸爸》和《女女女》中，全运用了这观念。

也正是在这一年，由于邓小平的复，国家恢复停止了十一年之久的考。他怀疑这次考能否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并对参加考试表示不兴趣。因为此前他曾经参加了1973年那次产的考，自信成绩不差，

（bsp;韩少功的文字生涯是从大字报开始的。妻梁预立在1985年为韩少功的《诱惑》所作的跋中这样追忆：“我记得，又送走一批伙伴招工回城之后，他写了第一篇小说习作《路》，就是在队长家的堂屋里写成的。那时他在我们知识青年中算是能写什么的了，黑板报，或是为文艺宣传队编什么说唱剧、对词、三句半，等等。他不满足，就写小说。”韩少功的小说写作开始于1972年，但那篇题目叫《路》的女作始终没有发表来。1974年，他相继在《湘江文艺》、《工农兵文艺》、《湖南日报》发表了短篇小说和评论文章，但囿于当时的版检查制度，似乏善可陈。那里的编辑也有擅自修改之权，因此作品中哪些属于编辑，哪些属于作者，也不是十分清楚。这些作品充其量只有助于韩少功结束知青份，调汨罗县文化馆从事文字工作，相当于击之前的潜伏和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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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韩少功接受了来自县文化馆的一个任务，撰写传记文学《任弼时》——因为这个县正是任弼时的故乡。为此，他有机会到北京、江西、四川、陕西等地，采访一些革命###和据地。对王首、王震、李维汉、胡乔木、萧三、罗章龙、刘英、帅孟奇、李贞将军等先辈的采访，使他对革命生活和革命时期的人有了、丰富而不同于教科书的了解。情、和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等，都伴随着革命的历程，衍生各各样的变奏和絮，使它显得复杂多义而又罗曼克，超后辈人的景仰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