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屉里留下极其简明的遗书，说他有罪，是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希望家属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和人民。单位和公安局的人都在四寻找。由于死不见尸，有人怀疑他叛国外逃，到日本、国或什么地方去了。这怀疑现在来看有些怪异，但在当时却顺理成章：他不是一直活得很朗的吗？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父亲之死，断绝了韩家的经济来源，使韩家一个经济上十分困苦的时期。两个一个在大学读书，一个在农场劳动，哥哥则是劳动大学的新生，只有十三岁的韩少功陪伴着恓惶不安的母亲。一夜之间，落在他们母上的目光有了惊人的变化，显得寒凉彻骨。同一单位院里的有的邻居，甚至不齿于与这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家为伍，串通起来要把这一家人驱逐去。少年韩少功真切地会到世态炎凉，但他并没有因此绝望，或了方寸。为了安悲伤的母亲，他搬母亲的房间，与她睡在一起，把她冰凉的双脚抱在自己怀里，直到她的鼾声响起。为

就在此事发生前不久，有一天半夜时分，十三岁的韩少功被背上的舒服挠醒，他发现父亲正轻轻地抚自己光的脊背，细心地剔除他肤上晒脱的屑，对母亲说：“他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韩少功有些惊异，平时离他远远的父亲，为何这样的举动。他并不明白，父间这一从未有过的亲昵行为是一不祥的预示。

机关里现了针对他的大字报浪，其组织周密的程度一望可知。抓叛逃，抓特务，抓反革命，此时的运动近乎狂。韩父因其国民党时代的军阶，无法幸免于难。他不是机关里第一个祭品，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安然无扰，这已属万幸。但类似古代河伯娶妻的故事，运动不能没有牺牲，尤其是在一个旧知识分成堆的单位，凡运动都得有成果，否则就无法向上级代，大家就无法平安度日。因此，他可能心里早就明白，照这样的速度升级和排队，很快就该到他了。在广播里越来越嘹亮的革命号声中，他可能早已内心战栗，早已暗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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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的压力增到一定阀度时，生命本就变得很轻了。尽韩少功曾提到父亲为人谨慎，如政治风暴中的一只惊弓之鸟，但韩父在理自己生命的问题上却相当果断，而且手非常及时，显示了一个曾经从军赴战者的应有风范。后来发生的事情甚至证明他得还很明智：先下手为，让“挖黑”的线索在他这里中断，自己不必违心地揭发他人，这样以短痛结束长痛，也减少了家人可能受到的惊扰，与家人撇清了关系。打完了这一场阻击战，他把自己抛湘江冰凉的，像投掷一块石那样。

区别可能只在于，他不愿意像其他受难者一样帽或者蹲监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免辱的唯一办法就是抢先结束自己，让那些快意的侮辱者扑空。

怀疑使尸的寻找变得十分迫切，周围警觉的目光让他们觉到，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为了证明不是一起反革命的金蝉脱壳之计，就必须确定他的死亡。母亲带上姑姑不断扩大寻访打探的范围。二十多天后，终于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找到了一中年男尸，已经面目全非了。从尸残存的某些线条和上穿的衣服鞋，母亲认定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但韩少功似乎很难在情上认同这个结局，于是父亲的死活似乎成了心里的疑案。在1993年发表的小说《鞋癖》里，他就这样的想象：父亲还活着，活在另一个神秘的所在，并且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家人。这是作为儿的他最能够接受的一可能，这样的安排有一悲悯让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