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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宋代有一个重要的制度转变，就是从唐的府兵制变成宋的募兵制。历史上国家用财政养军队就是从宋开始的。太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认为如果把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都收入军队养起来，管束起来，那么社会就稳定了，没有流氓游民滋事，荒灾之年，百姓也闹不起事来。并且他还制定了一条严格的规定，就是加入军籍后再不能脱离。他自以为这是一个长治久安之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里的老弱病残越来越多，只好又招进新兵，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军队越来越庞大，然而战斗力却未必能提高。加上太祖设计的军事上“三权分立”制度，成心让职业军人不能控制军队，如此建设出来的军队，哪里能与人抗衡。

刘：神宗变法年间是否有过一些改变？

李：但是宣仁太后听政以后又全部改回来了。司马光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把王安石十七年的变法全部改回来了。包括免役法也被废除。所以，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宋代没有一个持之以恒的国策立场而造成的对国家的损害，比秦桧的奸计要厉害得多。宣仁太后之后，哲宗亲政时又想改回来，再次全面变法，再到徽宗起用蔡京等人所做的反反复复。宋代的国家政策总在变来变去，使国家元气大伤。

再说宋代的军事（政治）制度也实在太要命。用文人治军，文人指挥职业军人，甚至于事先规定了战术。这样打仗如何能赢？太祖当初的设计到后来演变得面目全非，变成一个大的恶果。但是，我不认为太祖只是一个军阀加流氓，相反，我认为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个有人性的皇帝，可与汉文帝、唐太宗并称。

刘：如你前面所言，王安石变法是好人办坏事，可是国家的财政危机严重，不变法也不行；司马光不赞同变法，是保守派，可是变法十七年后，他上台却又不能保守变法中好的部分。他们两人从个体而言都是那么的杰出，从历史而言却又都干了坏事。从他们延续下来的政治传统，到了元?nd344?元丰年间的“党争”，纯粹变成个人利益之争，和个人意气之争了。

回到正题，再说王安石和司马光，变法和保守传统的问题。今天我关心的是司马光一派的作为，因为可能它对我们今天有更大的启发意义。今天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在寻找社会进步更稳定的方式。这需要一种保守的力量，在古典社会是贵族，在今天则是中产阶级。

回头看宋，产生过许多第一的创造，比如纸币“交子”，又比如可能演变成近代的“两党政体”，甚至可能的君主立宪等等。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些主要人物的个体人格都是很棒的，经得起后人检验，但落到具体政治实践时却又出了问题。司马光掌权之后，他保守的是什么？当一件事（变法）延续一段时间，它就变成了又一种传统，为什么司马光所谓的保守之政治理念却不能落实到行动，将变法中好的部分当传统保守下来呢？没有看到将自己坚持的理念落到实处，只看见小集团（群体）围绕权位的斗争。我要问的问题是，保守派保的什么守？

李：问得厉害。也许这是本书的软肋所在。

司马光反对变法，就财政的经验和眼光见识上言，他是大大落后于王安石的，但是就对历史经验的了解上，他又大大超过王安石。司马光驳斥王安石变法是步汉武帝时桑弘羊之后尘。司马迁曾对这个桑弘羊变法有过记载，写到“人相食”，曲折地表达了他对变法的否定。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放开很多了，汉的变法是把自由经济转变为国家垄断经济。官吏在这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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