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悠闲地把玩历史，得出的“洞见”对当下的现实影响不大。从影响现实的角度而言，好的作品当是忧患之作，当是激愤之作，当是胸有块垒不吐不快之作。也许几百年后，钱穆和黄仁宇的作品能够留存，成为一家之言，但从影响当下言，你的《帝国》超过《万历十五年》太多了。

从前辈史家看，忧患、激愤之作也从来不缺乏。蒋延黼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忧患之作，但因为是急就章，用很小的篇幅写较长段的历史，没有办法从容地“知人论事”。陈寅恪的写作，前期是忧患之作，晚期则是激愤之作。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言，他的文本太晦涩难读了，曲高和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为什么他用这样晦涩的手法写隋到唐的历史？他做这些历史叙说时所处的年代，亦即20世纪20～70年代，正是中国处在从春秋战国以来一个最大的变局期。史家的写作对象虽然是“故事”，他怎么写史却往往都能反映出当下的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为什么陈的史学难读，可能是因为形格势禁，他用曲笔，甚至把他的想法隐在了文本之后。可是陈的弟子和解读者到现在也不能完全读出文本后的想法。所以，单就文本而言，陈的作品太难读了。

而《帝国》从通俗好读上，比陈作更有价值，它能在更大范围中产生影响。

其实历史延续下来形成的传统和规则，与今天的问题可能是同构的。不是那么简单地“带着今天的问题看历史”，而是“现在和过去的问题是一样的”，或者“过去正是现在问题的因子”。所以，读史料学派史家的著作，每每使人扼腕叹息。你看从明的东林党案到清的文字狱，再到上个世纪的种种迫害，从历史中总能发现当下问题的胚胎。只是何时种下，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比如你说的从明开始的士大夫的人格分裂。我曾看过于迎春的《秦汉士史》，她的观点可能就与你不太一样。但我倾向于你的说法。明以前的士人还是有很大的想像和作为空间的。虽然也常遭受到打击，但从孔子、孟子，到范仲淹，都还在追求一种理想的“最高境界”，直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还出现过北宋士人要求与皇帝“共治”国家的局面。

李：继续说士大夫处境史。

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受政治残害很厉害，可是之后有大唐一段修复的时期；五代十国又受残害，然而有宋一代又使之得到修复；然而从明开始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修复了。

刘：明对士人的迫害就不说了。清皇室对士人也不过是利用而已。但清帝逊位以后是有一次机会的，那就是1928年到1938年这十年。可是这段历史离我们还太近，它的时间又太短，生活在这十年中的士人后来在壮年又受残害，所以这个修复是没有完成的。

李：对。

刘：让我们再回到文本上来，做一个总结，以便结束我们关于文本的讨论。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历史写作秉持忧患和激愤意义上，也就是在写作出发点和心态方面，《帝国》是接近陈寅恪的；而从文本上的通畅好读上，《帝国》则是接近《万历十五年》的。

从《万历十五年》初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其发行也有上百万册了。在它的影响下，我们的历史写作到底结出了多少果实？

第一条线索就是“非专业史家”的历史写作，分早中晚三期。《帝国》是写一个朝代的第一个果子。

另一条线索是学院派的严格的历史著述，而文本样式限制了他们的表达，使其难以通俗好读；另一个方面他们涉及的某些问题太敏感，使得他们不能站得很高看历史。这样，他们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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