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也有理念方面的考虑。明朝还算比较好的一个皇帝——宣德皇帝，在评价王安石时曾说，靖康之耻都是王安石下的恶果，对于这一说法我希望能从史料中找到支持，这话也启发我将宋朝各个事件联系到一起。这样想来，一个最方便最能承上启下的标志事件还是1127年的靖康之耻。1127年的事件是宋代政治传统演变传承下来的结果；反过来，1127年又成为整个政治传统的一分，对以后的历史事件产生作用。这样用1127年来串联，我希望从观念层面把我想表达的东西，也就是政治传统、政治制和国家机制是怎样积淀起来的，它又是怎样决定宋朝命运的这一问题表达清楚。

最后，这样的书名和写作切，可以看我对黄仁宇的学习。也算是一不加掩饰的致敬。

刘：在我看来，有些历史年份的确是历史的玄机所在。比如1587年（万历十五年，它离明朝灭亡还很远）；又比如1793年嘎尔尼来华发生的礼仪之争（那时离1911年清帝国覆灭也还很远）；再如1936年。这些年份都是玄机之年，后来发生的恶果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埋下了。

然而你的1127年已经是一个结果，其起因却是宋太祖时代就下的。这样我明白了，你的1127年基本上是没有玄机之考虑的。

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学界有争议的，而你却是在书中有定论的，就是关于宋朝的“积贫积弱”是从何时开始的。一观认为从太祖就开始了，正因为如此才有王安石变法试图改变这状态，而神宗皇帝支持变法是试图获得对外的政绩。这也正是你书中所说的观。另一则认为从太祖到神宗的一百年左右，国家在财富的积累上还是有成就的，到了神宗英宗以后，特别是宣仁太后垂帘之后，才开始了“积贫积弱”的过程。因为你已经有了答案的，在这里你能否对第二观直接的批评和反驳？

bsp;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5）

李：我从涉及宋代财政的各史料（《两宋财政史》《宋史·货志》，以及《中国通史》中的《宋代经济史》分）得了一些数据。考虑到虚报产值、估冒算的因素，权衡下来能够接受的说法是，宋代平均每年大概有六千二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的财政收。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明朝的财政收平均每年只有它的一个零，三四百万两白银；清也不过四到五千万两，到了晚清，因为海关收的增加，才有九千万左右。这些数据不一定很准确，但应该差不了太多。宋代可说是赋税最沉重的一个朝代。然而，虽有这样的财政收，从仁宗晚年开始，收支不平衡就开始现了。神宗接手的事实上是一个烂摊，当时季祭天大典在即，他却面临发不“年终奖金”的尴尬。由此才引发司光和王安石的争论。

为什么国家财政会如此收支不平衡呢？国家财政的支主要就是三大块，一是军队的费用，二是文官的费用，三是皇家的费用。后面两个因素先不论，单看军队情况。军队人数的变化情况：太祖时37万，太宗66万，真宗91万，仁宗125万，神宗140万。如此庞大的军队需要庞大的财政支，这就是收支不平衡、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源。而军队开始膨胀并不从神宗开始，所以第二说法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