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权力，是因为中国史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使臣贼惧”。目的决定手段，为了有效地“扬善”和“惩恶”，让人“动”或者“恐惧”，就必须采用“典型写作”的方法，使善恶对比分明忠一目了然，便使人知什么，恨什么，学习什么批判什么。“典型写作”的秘诀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读者提供单方面的信息，令读者“偏听则暗”，误以为历史人或者是毫无缺的大全式人，或者是从坏到底的十恶不赦之徒。这些技巧在隋炀帝神话的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历代史家几乎把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写他在位期间的一些“边新闻”：

如果明白自己与主文化气质上的相克，杨广也许就不会有征服丽的冲动。如果杨广把自己的脚步中止于大业五年，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一定迥然不同。因为如果这样，“宣付史馆”的史料就可以由他自己或者他的后代来选定。

其实，在杨时代，征丽即已经成为既定国策，取得了朝野共识。“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

换了任何其他帝王，都会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停下来歇歇。如果就此罢手，安享自己的统治成果，也足以让自己留名千古。可是杨广却并不这样想。一系列成功带来的兴奋让他的鼓胀得要爆炸，内的力被更加充分地燃。与秦皇汉武比肩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要不停蹄地向前奔去，以把他们远远甩在后面。他一刻不停地奔向功业金字塔的：征服丽。

可惜历史是不可逆的，未来的评价当然不会影响杨广此时的心情。此时的杨广无疑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这一切似乎可以称得上奇迹，毕竟他登上皇位才仅仅五年。除了古往今来最卓越的天才，以及上天如同对独生那样慷慨的眷顾，没法解释这样的奇迹。

他们一再调隋炀帝给天下人民带来的痛苦：“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相望于。……”（《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以何姿态历史是每个大人最为关心的事。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许不是帝王，而是史官。史官们坐在书房里，稍稍偏偏笔，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或者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唐代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新唐书列传第四十》）

创造，与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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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从有文字开始，中国历代都设有史官，中国史书的浩繁，为世界所仅见。然而，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中肆无忌惮地造假：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一个记录的过程，不如说主要是一个毁遗漏修改涂饰和虚构的过程。

从即位起，征服丽就是杨广的一个梦想。这个边疆小国一直是个不安分的捣分，经常侵略周围各国。杨统治时期，它就曾侵辽西。隋朝的统一对它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隋朝平陈之后，它“驱靺鞨，固禁契丹”，积极联络突厥，试图与突厥等族联合起来对抗隋朝。（《隋书列传第四十六》）如果不能制止丽的地方霸权行为，其他国家也会起而效尤，帝国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

他们衷于渲染杨广举行的游乐活动的奢侈壮观。说什么隋炀帝召集天下杂技演员“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跃，激满衢，鼋鼍鳖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

他们说，皇帝喜排场，好新奇，他命令用羽给自己三万六千人的仪仗队装饰帽。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人们光了全国几乎所有鸟类的羽。乌程县有一棵树，达百尺，有鹤巢。人们为了取老鹤的羽，要伐倒这棵树。老鹤恐怕树倒死，乃自羽投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