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跟随父亲一同训练士兵，以此抵御太平天国的袭击，但这样的举动却没有消除陈宝箴内心对变革的渴望。英法联军那一把火把整个圆明园烧成了灰烬，如此肆意的侵犯所昭示的正是国难当的民族危亡。原本，陈宝箴准备三年后再考取功名，但这一刻他却更希望能投军营，成为上阵杀敌的勇士。就这样，他成了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这个初茅庐的年轻人用自己在兵法上的造诣和在理上的能力赢得了曾国藩的赏识，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仕途。

每段历史都会有一个拐，正如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个关键人一样。回顾陈家的兴盛，陈宝箴的升迁和发迹无疑是重大的突破。作为久居江西的客家人后代，陈家的祖辈们一直以来都过着简单而普通的生活。门大算不上，但日常的生活用度还能够得以满足。到了陈宝箴这一辈，官场上的发迹成就了这个家族长达百年的盛况。

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后，陈宝箴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到他担任湖南巡抚时，陈家已经是当地有名的望族。那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戊戌变法正在光绪帝的授意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让国家尽快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陈宝箴顺应时代，在湖南推行新政，并让这个古老的省份迅速成为最有生气的地方。

政治从来不是靠理想就能完成的事业，即便当事人提的政见如何正确也终究抵不过当权者的个人喜好，而光绪和慈禧便是这样的关系。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让有志之士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但老佛爷并不赞同，她一声令下，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反叛的罪证，谋划策的谋臣良士一下成了居心叵测的叛臣贼。行省文书下达，陈宝箴收到上级捉拿逆犯的通知，仔细思量间，内心对改变现状的渴求还是让他了保举戊戌君杨锐与刘光弟的行为。

在那个落井下石、人人自危的特殊时期，明哲保显然是最好的选择。革命总要有反复，在很多人看来一两次失败在所难免，如果为了这样的突发事件而丧失自己的官职实在得不偿失。所以，得知变故的官员们几乎都缄不言，哪怕知谭嗣同等人并无罪过却也不敢求情。

然而，陈宝箴却大义凛然地站了来！后来陈寅恪在持自己学术论证时的勇气丝毫不亚于此时的祖父，可见，祖父的故事在正值壮年的陈三立上、在年幼的陈寅恪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牵连在所难免，陈宝箴的仗义在当权者的怒气里自然而然地成了忤逆的罪证。就这样，陈宝箴被罢官了，但他却并不因此到沮丧，因为比起违心的奉承，问心无愧才是符合他个人品格的行为。

作为和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为“维新四公”的陈三立跟随陈宝箴一同行了戊戌变法期间的改革，自然能对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同受。被贬黜的日里，陈三立从来没有抱怨，相反，他对父亲的行为很是赞赏。革命失败后，他将心思投诗歌创造中，并成为清末民初同光诗派的代表人。

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虽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的参与者是徐志和林徽因，但与泰戈尔互赠诗集的却是年过古稀的陈三立。

文人有傲气，更有傲骨。虽然陈三立因为诗坛上的成就而享有“诗名满海内”的赞誉，但这个心怀天下的诗人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袁世凯行君主立宪时曾托人请陈三立任参政议员，陈三立因为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甚是反，因而严词拒绝，拒不席。卢沟桥事变后，他更是以八十五岁龄绝殉国，场面慷慨悲壮，令人敬佩。这样的决或许难以理解，但回顾陈宝箴当年的凛然和决，陈三立的殉国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什么样的表现算国，不同份、不同阅历的人其表述自然莫衷一是。然而，不行为上的差异如何大，那隐藏在举动背后的情却如一辙，那就是“之不存，将焉附”的理。这样的论断在后来陈寅恪倾注心血著述的《柳如是别传》中依稀可以看到踪迹。换言之，正是父辈们关于国的基调奠定了陈寅恪与众不同的审度柳如是的光。陈宝箴不愿意成为杀害戊戌君的刽手是他对一个即将没落的民族和国家的情使然，陈三立用自己的生命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慨也同样基于对中华民族的情。这是一国人的情绪，更是一镌刻在家族血里的品德。它不因为时间的逝而丧失，更不因为朝代的更迭而走样；它是前辈的教导，更是后辈的继承。无怪乎陈寅恪能拒绝日军的“馈赠”，这源自家族的倔从一开始就渗透到他和思想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官宦后代，陈三立的儿中自然也会有从政之人，虽然三人中只有陈隆恪在仕途上发展，但父辈们的为官之却在他上得以延续。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电讯局、邮政局、税务局、财政厅，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局，二十年间，陈隆恪理的门类各异、领域广阔，但凭着父辈们留下来的敢于挑战、勇于革新的品质，让他在这些岗位上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