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全集。我觉得版全集很有必要，为的是确认一下以我的名义版的作品中哪些真的是我的作品，让公众能够把它们与我的敌人们为了贬损和糟践我而加给我的那些赝品区别开来。除此而外，版全集也是保证我的粮的一个简单而正当的途径，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径。因为我正放弃继续著书立说，我的回忆录在我生前又不能发表，再说用任何别的办法又挣不到一文钱，可开销始终不减，见我最后几作品的收已快告罄，难以为继了。有鉴于此，我曾经急着将尚未定型的《音乐辞典》拿了去，换回了一百金路易现金和一百埃居的终年金。但是，这一百金路易看就要完了，因为我每年都得到六十多个金路易，而一百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乞丐穷鬼一窝蜂地找上门来的人来说，简直是杯车薪。

有一伙纳沙泰尔的商人跑来要承揽我的全集的版，而且，有一个里昂的印刷商或书商，名叫雷基亚先生的，也不知怎么钻那伙人中间去主持全集的版。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著作已印的和手稿加在一起可以够四开本六卷的。此外，我还负责监督编纂，为此，他们得付我一笔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年金，并一次付给我一份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拟好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版了。针对这罪不容赦的作品以及它那怙恶不悛的作者而掀起的可怕浪使那伙书商吓坏了，因此，版工作便泡了汤。我本可以将这作品的后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提并论的，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给我招来仇恨、让我陷重围的同时，至少也给我留下了尊敬和钦佩。在《山中来信》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很惊讶，竟然让我这样一个恶人活在世上。在法国使节煽动下、在检察长纵下的小议会，针对我的这作品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儿宣称它只让刽手拿去烧毁，并且带着近乎稽的腔调，说是人们在批驳，甚至是在提一提它时，都会觉得汗颜。我很想能把这篇奇文转录于此，可惜手没有，而且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我切盼着我的哪一位衷于真理和正义的读者，能把《山中来信》从至尾地再看上一遍。我敢说，他将会觉到，人们是置其作者于死地，对作者行了明目张胆而残酷凶狠的侮辱，其实这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泰然自若的节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辱骂，因为本就不存在什么辱骂，也无法驳斥其论，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便决定表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却不愿予以批驳。可是有一倒是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当作辱骂的话，那他们倒是应该认为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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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代表们并没有对这个可恶的声明有过任何的抱怨，而是沿着它给他们划定的路线去走。他们非但没有以《山中来信》为荣，反而躲在它的背后，以它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竟然懦弱地不对这篇为他们辩护并且是应他们之邀而写的作品表示敬意，也不为之伸张正义，尽他们偷偷地从中取了全证据，尽他们因只是准确地遵循了该作最后的忠告才得以摆脱困境，取得胜利，却不公开引用和指明这作品。他们曾把这一职责加于我，我尽了这一职责，我为祖国和他们的事业鞠躬尽瘁了。我请求他们把我的事撇下，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纷争。他们我的话去了，而我只是为了不断地请求他们停止争吵，才手他们的事情的，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仍固执己见的话，一定会被法国压垮的。这情况并未发生，个中原委我是明白的，但这儿不是说的地方。

《山中来信》在纳沙泰尔的反响起先是很平淡的。我赠送了一本给蒙莫兰先生，他很兴地收下了，而且读后也未有异议。他同我一样，有病在。待病好的时候，他前来看过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风波起来了，书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焚烧了。风暴的中心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很快便移到纳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了特拉维尔谷。在这里，甚至在宗教界尚未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之前，有人就已经在暗中下手，煽动老百姓了。我敢这么说，我在这块地方是应该受到的，正如我在我所生活过的任何地方受到一样，因为我乐善好施，周济边的任何贫困之人，对任何人都予以我力所能及、天经地义的帮助，同所有的人亲近异常，也许有过火，而且，尽可能地不显山，免得引人嫉妒。但是，凡此并未能阻止不知受何人暗中唆使的群氓们渐渐地对我不悦，竟至达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辱骂我，不仅是在乡间路上，而且在大街上亦然。曾经得我好最多的人也是反我最凶的人，甚至有一些我仍在施以恩惠的人，自己不敢抛面，却撺掇别人，似乎想以此来洗刷对我恩德的耻辱。蒙莫兰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还没有来。但是，在将近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到了时，他前来我，劝我不必前往，并向我保证，他不怎么说并不恨我，绝不会让我不得安生的。我觉得他的客话很蹊跷。他还向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而我无法想象，我去不去领圣餐同谁有那么大的关系。由于我认为若是让步则是一懦弱的表现，再说，我也不愿让公众抓住把柄，斥责我大逆不，所以我断然地拒绝了牧师，他怏怏而回，并暗示说我会追悔莫及的。

只凭他一个人说话是无法禁止我去领圣餐的，必须由曾接纳我的那个教务会议发话才行，而只要教务会议不发话，我便可大胆前去，无须害怕遭拒。蒙莫兰设法让教会授命他传唤我去教务会议代我的信仰，若我拒绝，就将我逐教会。逐教会一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决定，而且必须以多数票通过才行。但是，以老教友的名义组成此会议的那些乡民，是由其牧师领导，而且心照不宣，是由牧师纵的，当然是不会与牧师的意见相左的。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对此问题比他还要一窍不通。因此，我被传唤，决定。

如果我善于辞令，如果我的嘴犹如我的笔一样，这会是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对我该是多大的一个胜利啊！我将以多大的优势，又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在那六个乡民面前将那个可怜的牧师驳得无完肤啊！新教牧师的统治使之忘掉了宗教改革的所有原则，所以我只要解释一番他们愚蠢地据之以攻击我的《山中来信》的几封信，就足以让他们想起这些原则，驳得他们哑无言。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需发挥一下，那家伙便会了阵脚。我不会傻乎乎地只去防守，我很轻易地便能成为攻击者，而又不让他有所察觉，或者让他防不胜防。宗教界的那帮无名鼠辈，既无知又愚蠢，主动地把我推上了我本可以随心所地将他们击垮的最有利的地位。唉，可惜！必须齿伶俐，而且得随机应变，必要之时，必须立即想，掌握语气，找到恰当字儿，必须自始至终脑清醒，镇定自若，一刻也不能了方寸。我痛自己笨嘴拙，无随机应变之能力，对自己又能抱什么希望呢？当年，在日内瓦的一个完全呵护我、已决定同意一切的议会面前，我都被得哑无言，无地自容，而这一次，形势则完全相反，我要与之手的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不学无术却诡计多端，他将给我设下众多圈，让我蒙着往里钻，而且他不抓住我的把柄是绝不罢休的。我越看这个情势，就越觉得危险重重，因此，我到无法安然摆脱，便想另一个办法。我考虑拟一篇要去教务会议宣读的演说词，不承认它的权力，从而免了我对它的回答。这事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于是，我便写好了这篇演说词，以未曾有过的极大情把它背得瓜烂熟。泰兹见我老是不停地嘟哝、重复那些同样的语句，想法装脑里去，便取笑我。我希望最终能把稿背来。我知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将要参加教务会议，也知不蒙莫兰如何耍手腕，请吃请喝，大分老教友对我都有好的，而我又有理、真理、正义、国王的保护、议会的权威以及这宗教裁判的建立与之利害相关的所有善良国者的祈愿为我撑腰。凡此，都在为我壮胆打气。

指定的那一天的前夕，我已把那篇演说词背熟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宿，我都在脑里默诵。但到了早上，又背不来了，磕磕的。自以为已经到了那个赫然的教务会议上，心里发，语无次，脑里一片空白。最后，差不多要去的时候，我完全了气。我待在家里不去了，决定给教务会议写一封信，仓促地提些理由，借不适，去不了了，而且，就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我也真的是很难在那次会议上从持到尾的。

牧师见到我的信，颇为尴尬，只好把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说。在此期间，他本人及其手下们，大事活动，想诱惑那些老教友，因为老教友们宁可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愿照他的心意行事，不会跟着宗教界和他人云亦云的。不他如何酒佳肴加好话说尽，除了能笼络住那两三个对他死心塌地、成了他走狗的家伙而外，他未能说动其他任何一个老教友。国王的那位官员以及在这件事上极其情的利上校使老教友们恪守了自己的职责，当蒙莫兰想对驱逐一事行表决时，教务会议以多数票一下把他给否决了。于是，他便一不二不休，脆煽动群氓，同他的同事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公开活动，而且十分成功，以至于尽国王一再颁发严厉诏书，尽议会三令五申，我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免得国王的那位官员因为保护我而给自己招来杀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