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发行，领导方法既开明又温和，文人都十分满意。我在黎一次也没拜访过他，然而，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作品的审查是抬贵手的，而且，我还知他曾不止一次地训斥写文章反对我的人。在刊印《朱丽》时，我又发现他对我十分关照。这样大的作品由阿姆斯特丹寄来，邮资是十分昂贵的，而他则有免费邮递权，所以便让把清样寄给他，然后由他父亲、掌玺大臣先生副署，免费转寄给我。当作品正式印行时，他自作主张地让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销完之后再让在法兰西王国发行。我已将自己的手稿卖给了雷伊，这样一来等于是在偷盗雷伊了，所以我不仅未见批文不愿接受归我的这笔钱财——后来他倒是快地作了批示——而且我想把这一版销售所得的一百斯托尔与他平分，但被他拒绝了。不过，为了这一百个斯托尔，我却十分痛心，因为尔泽布尔先生未经我同意，便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一塌糊涂，以致这个坏版本没有销完之前，好版本的销售大受影响。

我一向把尔泽布尔先生看作一个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正直的人。我虽遭遇诸多不幸，但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他的正直。但是，他既厚又弱，有时因极力地要顾全他所关心的人，反而会有损于他们。他不仅把我的黎版让人删去了一百多页，而且，在他赠送给蓬杜尔夫人的那个好版本上也作了删节，让人看着有不实之。在这作品中的某一，说到一个烧炭人的妻比一位亲王的情妇更值得尊敬。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我发誓，绝没影任何人。在这作品时，我发现有人可能产生了这联想。然而，我有一条很不谨慎的准则：凡是我的作品，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影何人的话，我就绝不让人因可能对号座而有所删节。所以，我绝不愿意删去这句话，只是把我原先用的“国王”一词改为“亲王”而已。这么修改，尔泽布尔先生觉得不够，他把整句话给删掉了，还特意让人重新印了一页，净整齐地贴在给蓬杜尔夫人的那本书里。蓬杜尔夫人并非不知这偷梁换的一手，因为总有一些好心人把此事告诉了她。而我则是在很久之后，当我到此事所带来的后果时，才知的。

另一位贵妇人（）1也是类似情况，在我毫不知晓，甚至在写那段话时我都不认识她的情况之下，她却暗地里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其最初的起因也正是如此。书来之后，我也认识她了，心里非常忐忑。我把这事告诉了罗齐骑士，他不以为然，让我放心好了，说那位贵妇人没有到这是对她的冒犯，说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我也许稍嫌轻率地信了他的话，就大模大样地放下心来。

冬之际，我又得到尔泽布尔先生的一个好心的表示，尽我认为不宜接受他的盛情，但心里十分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空位。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仿佛是自他的主意，建议我去应聘此职。但从他来信（见信函集c，第三十三号）的气来看，他是经人授意和指派的，而且，他自己在后来的信（见信函集c，第四十七号）中，告诉我说他是受人委托向我提这一建议的。这个职位的工作并不费事，只不过是每月写两篇摘要，原书有人会给我送来，用不着我亲自往黎跑，并且也无须拜谒主官员，表示谢意。借此，我便可以踏梅朗先生、克莱罗先生、居伊涅先生和泰勒米神甫等一文人的圈中。前二人我早已相识，与后两者结识当然也很好。还有，这个工作很不困难，我轻而易举地便可完成，可竟能因此而得到八百法郎的薪俸。我之所以在作决定之前，慎重考虑了几个小时，我可以发誓，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惹恼尔让西并使尔泽布尔不快。但是，到后来，因不能自己的时间工作，而且要受时间的约束，我觉得受到限制，难以忍受。更重要的是，我信我不能很好地完成我必须承担的任务，因此，这后一占了上风，促使我决心拒绝了不适合我的职位。我知，我的全才气只源自对我所要理的题材的某内心激情，而且只有对伟大真实好的才能激发起我的才情。而我要写摘要的大分书籍的主题以及那些书籍本与我又有何相呢？我对要写的东西索然无趣，可能会使我笔端生涩，思维迟钝。人们都以为我能像所有其他文人那样为谋生而写作，而我却从来就只知凭借激情而写的。这肯定不是《学者报》所需要的。因此，我给尔让西写了一封谢信，措辞极尽委婉，把我的理由向他详加说明，使他和尔泽布尔先生都不会以为我是因生气或傲慢而拒绝的。所以他俩都同意了，并未因此而给我脸看，而且这件事很秘密，公众并未听到一丝风声。

这个建议来得也不是时候，所以我没有接受。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计划着彻底抛开文学，特别是要抛开作家这个行当。我刚刚遭受到的所有一切使我对文人恶痛绝，而且，我也早就觉到，要想与他们同一行当，而又不与之有某些来往是不可能的。我对社界也痛恨透，而且，总的说来，我对自己最近的那一半属于自我、一半属于我所不适应的社圈的混合生活也到痛恨不已。我据一贯的经验，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觉到，任何不平等的往总是让弱者吃亏。和一些同我所选定的份完全不同的阔人相，尽无须像他们那样大摆排场，但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仿效他们。小的销，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事，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既不可避免，又不堪重负。别人到朋友的乡间别墅去住，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都有自己的仆人伺候着，需要什么就派自己的仆人去拿，本用不着同主人家发生直接关系，甚至都不用见到他们，何时和怎样给主人的仆人们赏钱，全凭他自己的兴。可我呢，形单影只，没有仆人，只有听由主人家的仆人们摆布，因此就必须讨他们的喜，免得大吃苦。我因为被视为同他们的主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也就必须拿他们当仆人看待，在赏钱方面甚至要比别人多给些，因为我确确实实更需要他们。如果仆人不多，倒还罢了，但是，在我所去的那些人家，仆役成群，全都非常傲慢、狡猾、警觉——我是指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帮浑很有一，让我老是离不开他们。黎的女人虽说聪明过人，但在这一上不甚了了，所以，尽在拼命想让我节省钱，却把我得倾家产。如果我在城里离我住稍远去吃饭，女主人总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车，非要派自己的车去接我回来。她很兴为我省下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可我赏给仆人和车夫的那个埃居她就没有想到。一位夫人若是从黎往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给我写信，为了不忍心让我费四个苏的邮资（）1，便派她的一个仆人给我把信送来。这个仆人大汗淋漓地到了，我就得让他吃饭，还得赏他一个埃居，这是他理应得的。要是她建议我去她的乡间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她心里就会在想：“对这个穷小来说，这将总能节约的。在此期间，他的饭费就用不着一个儿了。”可她没有想到，在此期间，我什么活也不成了，我的家用、房租、内衣、外衣，一个钱也少不了的，理发钱也得多付一倍。总之，在她家住所的钱要比在自己家费的要多。尽我只给我惯常去住的人家的仆人赏钱，但这仍旧让我不堪重负。我可以肯定，我只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住过四五次，但足足了我二十五个埃居，而在埃奈和舍弗莱特我跑得最勤的那五六年中，我则了一百多斯托尔。对于像我这脾气的人，什么事都不会，什么事又都不会耍儿招，而且又看不得仆人嘟囔，不乐意服侍你，那这番费是必不可少的。就算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都成了她家的人了，而且帮过仆人们不少的忙，可我让他们帮的忙却是钱买来的。后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了，我也就完全不给赏钱了，这时候，他们便让我更加痛切地到与跟自己份地位不相同的人家来往是很不适宜的。

如果这生活对我的味，那么大把钱买个痛快，自可聊以自。可是，倾家产去寻求烦恼却是太让人无法忍受了。我切地到了这生活的重负，所以便趁我当时所的自由间隙，下定决心永远自由地生活，彻底弃绝上社会，放弃写书作文，放弃一切文学往，把自己的余生封闭于我自觉为之而生的狭小而平静的天地之中。

《致达朗贝尔的信》和《新洛伊丝》的收使我那在退隐庐时已空如洗的经济状况稍有了起。我看到我可拿到将近一千埃居。我完成《新洛伊丝》之后立即着手写的《弥儿》已差不多要完工了，稿酬大概起码是上面钱数的两倍。我计划着把这笔钱存起来，给自己留一笔终年金，连同我誊抄的收，可以使我不用再写作而可以活下去了。我还有两作品在行之中。一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这书的情况，发现还得上好几年。我没有勇气写下去，也没勇气等到它完成之后再执行自己的决定。因此，我放弃了这本书，决定把其中可以独立成篇的分来，然后把其余的付之一炬。我积极地推这项工作，同时又不间断《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工夫，我便把《社会契约论》定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