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被人以为是化装的教士，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佩带长剑的那可笑方式使然。他们的一举一动透着一不可思议的神秘，使他们貌似派系领，而我则从不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报》的。他俩一个大，慈眉善目，巧言令，名叫费朗先生；另一个个儿矮，敦实，笑不笑的，争好吵，名叫米纳尔先生。他俩以老表相称。他们一直同达朗贝尔一起，住在黎，寄住在他的母卢梭太太家里。他们在蒙莫朗西曾租过一座小房，在那儿度夏。他们自个儿家务，既无仆人也没跑的。他俩每人一个星期，采购、饭和打扫屋。他们安排得不错，有时候你在我家吃，我到你家吃的。我不知他们为什么对我起兴趣来。就我而言，我只是因为他们会下棋才对他们兴趣的。而且，为了能够玩上不大的一盘，得等上四个钟。由于他们到钻，什么事都想上一杠，所以泰兹他们叫“长妇”，就这样，这个绰号便在蒙莫朗西传开来了。

这就是除了我的房东、老好人达斯先生而外，我在乡下的主要相识。我在黎也有不少熟人，只要我愿意，足以让我在那儿生活得很惬意，远离文人们的扰。在文人堆里，我只有杜克洛一个朋友了，因为德莱尔还太年轻，而且，尽他看清了那帮哲学家对我搞的谋诡计之后，已经完全摆脱了他们，但我对他轻易地就充当那帮人的代言人来对付我，仍耿耿于怀。

我的朋友中，首先数可敬的老友罗甘先生。他是我好年代的一位朋友，我与他结并非因我的作品了名，而是因为我的为人，正因为如此，我始终保持着与他的友情。还有我的同乡、善良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尚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轻的日内瓦人，名叫库安德，我当时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好小伙，为人心细、和蔼、情，却很无知，不知天地厚，贪馋好吃，自命不凡，我一搬退隐庐，他就跑来看我，而且，不久便遂自荐，不我愿意不愿意，就住到了我的家里。他对绘画有兴趣，并且认识艺术家们。在《朱丽》的版画图上，他倒是帮了我的忙，他负责指导绘图和制版，而且任务完成得很好。

还有迪潘先生一家。尽这家人家已不像迪潘夫人风光年代那么名声显赫了，但由于主人们的德望重以及对聚会宾客的严格挑选，仍旧不失为黎最好的门之一。由于我未曾抛开他们去另攀枝，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了去自由地生活，所以他们始终对我以朋友相待，而且我也信任何时候去迪潘夫人家都会受到很好的接待的。自从他们在克里希购置了一个别墅，我甚至把迪潘夫人视作我的女乡邻中的一个了。我有时去克里希住上一两天，而且，如果迪潘夫人和舍农索夫人关系洽的话，我可能跑得更勤快些。但是，在同一家人家，夹在两个不和睦的女人中间，让人左右为难，使我觉得在克里希太拘束局促。我同舍农索夫人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亲切，所以我喜在德耶更自由地见到她，因为德耶几乎就在我家门，她在那儿租赁了一间小屋，甚至也喜在我家里见到她：她常来我家看我。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虔诚笃信地尊奉宗教之后，便不再与达朗拜尔一伙、蒙泰尔一伙以及大分文人来往了。我想，特吕布莱神甫她还见见，因为他那时是个半吊信徒，不过，她仍旧很讨厌他。而我是她先前一心想结识的人，所以没有失去她的好心关照，而且一直有通信往来。她曾送给我几只勒芒过年，并且打算开来看我，却与卢森堡夫人的一次旅行冲突了。我在此应对她特别地提上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之中将永远占有一个特殊地位。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之外，我本该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卡利约。他是西班牙驻威尼斯使馆的前秘书，后又受廷委派为驻瑞典代办，最后又被任命为驻黎使馆的秘书。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突然跑来蒙莫朗西看我。他佩着一枚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西班牙勋章，饰有一个丽的宝石十字架。在提供证件时，他不得已在名字上加了一个字母，成了卡尔利约骑士。我觉得他还是老样，心地仍旧那么善良，神面貌一天比一天更可。要不是库安德像他惯常那样在我俩之间一杠，利用我住得远，慢慢地渗透，并利用我的名义，获得他的信任，而且因过于情地为我效劳竟取我而代之的话，我本会同他恢复以前那样亲密的友情的。

想起卡尔利约，便使我联想起我乡邻中的一个人来，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他了一件极不可饶恕的事，必须忏悔。那就是正直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帮过我的忙，在他带着全家来法国旅行时，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租了一个乡间小屋。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近邻，心里兴极了，就要去看他，不是于礼貌而是视之为快活的事。我第二天便去拜访了。但路上遇到一些前来看我的人，只好同他们一折返回来。两天之后，我又去看他，可他同全家一起去黎了，午间也未归来。第三次去时，他正在家里，我听见有一些女的声音，还看见门外有一辆豪华车，令我望而生畏。我至少希望第一次见到他时，能从从容容，叙叙旧情。总之，我一天一天地往后拖着，以致到尽此义务已为时太晚，颇觉汗颜，最后竟没拜访他：在胆敢一拖再拖之后，竟没有胆量面了。这怠慢理所当然要让勒布隆先生大为恼火，让他觉得我不是疏懒，而是忘恩负义。可是，我的心真的是无罪的。如果了真的让勒布隆先生开心的事，即使他不知，我也信他是不会认为我懒惰的。然而，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上的拖拖拉拉，比大的邪恶对我更加有害。我最严重的错误就是疏忽：我很少过不该的事情，但不幸的是，应该的事情我却更加得少。

既然我又谈起了我在威尼斯的旧相识，那就不该忘了与此相关的一位。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已经中断了联系，但时间要晚得多。那就是戎维尔先生。自从他从那亚回来之后，仍一直对我很好。他很喜同我相见，同我聊聊意大利的事以及蒙泰居的蠢事。他在外里有很多熟人，是从那儿听到不少有关蒙泰居的笑话的。我也很兴在他家又见到了我的老伙伴杜，他在他们省里买了一个官职，有时因公差来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地变得极为殷勤好客，甚至都令我到很不自在。尽我俩住的街区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有一个星期不到他那儿去吃饭，我俩便要发生龃龉。当他去戎维尔封地时，总想带着我一起去。可是，有一次，一去就待了一个星期，我觉得太长，所以就不再想去了。戎维尔先生无疑是个正直而好客的人，甚至在某些方面甚是可，但没有才气，人长得漂亮，有顾影自怜，比较讨厌。他有一本特别的集，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很欣赏，也拿来让他的客人鉴赏，但客人们有时并不像他那么兴趣。那是五十多年来廷和黎所有稽歌剧的很完整的剧集，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别无法找到的逸闻趣事。这是法国历史的实录，在任何其他国家，是没人会想来这么搞的。

在我们相得十分洽的时候，有一天，他见到我时极为冷淡、生，与他平时的态度大相径。所以，在让他解释，甚至是请求他说个明白之后，我便走了他的家门，下定决心不再踏他家门槛。我只要是受过谁的冷遇，别人就决计不会再在那家人家见到我面的，而且这儿也没有狄德罗站来为戎维尔先生辩护。我拼命在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但仍百思不得其解。我信在谈起他及他的家人时，始终是光明磊落的，因为我是真心地喜他，而且，除了他只有好没有坏让我说而外，我还有最不容践踏的一条准则，即总是恭敬有加地谈论我所光顾的人家。

最后，经过思前想后，我总算悟是怎么回事来了。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请我去他相识的几个姑娘家吃晚饭。一同去的还有两三位外的职员，都是些很和蔼可亲的人，毫无放浪形骸的神态和腔调。而且，我可以发誓，就我而言，整个晚上我都在悲伤地思考着那些可怜人儿的不幸命运。我没有我的那份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也没有给那几个姑娘钱，因为我并没有像跟帕多阿娜姑娘那样，让她们有机会赚我的钱。我们从那儿来时，一个个都快活，情非常相投。此后，我既没再去那些姑娘那里，也没再见到戎维尔先生。然后，过了三四天，午饭后我去戎维尔先生家时，他便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对待我了。我想不有其他什么原因，除非是因为在那次晚餐上有什么误会了，我见他不肯说个明白，便打定主意，不再见他，但仍继续把拙著寄赠予他。他也常让人向我表示恭维，而且，有一天，在喜剧院休息室遇见他时，他还因我不再去看他而客气地责怪我几句，但我并未因此而再登他家的门。所以，这件事像是赌气而不是绝。不过，此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也没再听人谈起过他，隔了好多年之后再重登他家的门，未免失之过晚矣。这就是为什么，尽我曾经常地去戎维尔先生家，却没把他列我的友人名单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