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发来的，我也就照样代签了。当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在向那不勒斯，加伯爵作了难忘的转移，这是本世纪最漂亮的战略行动，而欧洲对此却谈得甚少。那份情报说，有一个人——樊尚先生把他的相貌特征告诉了我们——从维也纳动，要经过威尼斯，潜阿布鲁齐，负责煽动民众，策应奥地利人。蒙泰居伯爵先生不在，再说他对什么都不关心，所以我便把情报转发洛塔尔侯爵（）1了。转发得非常及时，以至于也许多亏了我这个总挨训斥的可怜的让-雅克，波旁王朝才得以保住那不勒斯王国。

洛塔尔侯爵在理应谢其同僚的同时，跟他谈到了他的秘书以及该秘书刚刚对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蒙泰居因渎职本该自责的，但听了对我的这番夸奖，认为在有意指责他，所以跟我谈起这事时气呼呼的。我以前遇到特殊情况，也曾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这么自行理过，如同这次与洛塔尔侯爵一样，尽事情没这么重要。由于没有别的邮班去君士坦丁堡，只有参议院不时地派遣信使给大使送信，所以信使发前总要通知法国大使，以便他觉得必要时，可以顺便给他的同僚捎信。通知一般是一两天前送来，但人家不把蒙泰居先生放在里，所以只是在信使发前一两小时才告诉他一声，走走形式而已。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在他不在的时候自行写信捎去，卡斯特拉纳先生回信时总要提到我，语多褒奖。驻那亚的戎维尔先生也是这样，蒙泰居先生每每气上加气。

我承认，遇有表现自己的机会我是不放过的。但我也并不是不识时务地找机会。我觉得好好活，希望因此而获得理所当然的回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那些有能力评判并犒赏我工作的人对我的赏识。我不会说正是由于我的尽职尽责，才使得大使对我耿耿于怀，但我完全可以说，直到我们分手的那一天，他对我的唯一指责就是这一。

他的那个使馆，从来就没有搞得像模像样，里面尽是些氓恶。法国人在里面受待，意大利人则风得意。而且，即使在意大利人中，在使馆工作年很久的好职员也全都被莫名其妙地赶走了，特别是他的首席随员，我想是叫庇阿伯爵，或者类似这样的姓氏，此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是首席随员了。蒙泰居先生的第二随员是他自己挑选的，原是曼托瓦的一名盗匪，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竟让他独揽使馆总务。此人极尽溜须拍、卑鄙克扣之能事，取得了蒙泰居的信任，成了他的信，使大使馆内所剩无几的正派人以及领导这些人的秘书受其害。一个正派人的严正目光总是使骗们惴惴不安的。就凭这一，便足以使那家伙对我恨之骨了，不过，他的恨里还有一个原因，使得这恨变本加厉。必须把这个原因说来，如果是我的不对，大家可以谴责我。

照惯例，大使在威尼斯的五个剧院都有包厢。每天午饭时，他便指定当天要去的剧院，我随其后挑选，然后再由随员们挑选其他剧院的包厢。我门时便拿好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我便让侍候我的跟班到我告诉他的一个房里去把我的钥匙拿来。维塔利非但不给，反而说钥匙他已经给了人了。我气极了，尤其是因为跟班回来当着众人的面向我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跟我解释几句，我没理他。我对他说：“先生，明天您再在这个时间，在我受到侮辱的那所房里，当着昨天在场的人的面，来向我歉，否则，后天，不怎么样，我可告诉您，不是您就是我，卷起铺盖离开这里。”我气决，把他镇住了。他照指定的时间和地，以只有他得来的卑躬屈膝，向我作了公开歉。但他暗中在打主意，一面讨好奉承我，一面用意大利式的手段暗中使劲，以至于他虽然没能怂恿大使把我辞退，却迫使我不得不自动离去。

像这样的一个浑肯定是不会了解我的，但他知我上有哪些地方是他可以利用的。他知我对无意的冒犯是极其宽厚温和的，而对心积虑的侮辱是绝不容情，毫不退让的，知我在场面上是面、重尊严的，既尊重别人又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他正是从这儿下手，终于惹火了我。他把使馆得七八糟，把我曾经尽力维护的规章、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全给废了。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就得靠稍微严厉的规矩来保持与门第密不可分的那端庄气氛。他很快就把我们使馆成了一个肮脏下的场所、骗氓的巢。他怂恿大使阁下撵走了第二随员，给大使另找了一个同他一样的条客，是在燕尾十字开院的。这两个浑沆瀣一气，既卑鄙下又傲慢无礼。除了大使的房间——其实也不太整洁——使馆里没有一个角落能让一个正派人受得了的。

由于大使阁下不在使馆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便专开一桌，比尼斯神甫和年轻侍从们也同我们一块用餐。就是在最简陋低级的小饭馆里，餐桌也得净净，像像样样，桌布也不太脏，饭菜也更好一些的。可我们只有一支黑乎乎的小蜡烛、几只锡碟、几把铁叉。反正这些外人都看不见，倒也无所谓，但把我的平底轻舟也给取消了。在所有使馆的秘书中，只有我不得不租船，或者步行，而且，我只有在去参议院的时候，才可有大使的仆役跟随。此外，使馆里面发生的一切全城没有不知的。大使手下的官员们全都吵吵开来，可罪魁祸首多米尼克叫得最凶，因为他很清楚，我对我们受到的这不像话的对待比谁都更加。使馆里只有我一人不在外面说三四，但我向大使表达了烈的不满，既责怪其他人，也责备他本人，因为他为自己的卑鄙灵魂所驱使，每天都在找我的碴儿。为了与其他使馆的秘书们相比不相形见绌，不掉份儿，我就得自己多破费，可我薪俸微薄，省不钱来，只好向他要钱，这时，他便跟我说他多么重我，信任我，仿佛这样就能使我的腰包鼓起来，要什么有什么了似的。

那两个歹徒终于使他们的主人那原本就不太明的脑袋乎起来了。他们说服他投机倒把，旧货生意，结果赔个光。他们用一倍的价钱在伯塔河畔租了一幢别墅，把多的钱与屋主平分了。别墅的房间照当地的习惯，都饰有镶嵌画，并有用很的大理石建起的圆和方。蒙泰居先生不惜工本地把所有这些全都用杉木板遮护起来，唯一的理由就是，在黎，房间都是这么饰有木护的。也同样是自类似的理由，在驻威尼斯的所有大使中，只有他一人不许年轻侍从佩剑，不许跟班执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许始终于同一动机，总看我不顺，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忠贞不贰地为他服务。

对于他的不屑、暴、待，只要我认为那是他的脾气所致而非于仇恨，我都忍气吞声了。但是，一旦我看他是有意剥夺由于我的良好工作而应得的荣誉的时候，我是决不接受的。我第一次看他的心术不正是在他宴请当时正在威尼斯的德纳公爵一家的那一次，他告诉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很不是滋味，但并没发火。我回答他说，我荣幸地每天都同大使一起用餐，如果德纳公爵驾到时，要求我不得同席的话，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以及我的职责，我也得予以反对的。他气哼哼地说：“怎么，我的秘书，大使馆的贵族侍从都不席，你连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位君侯同席？”我反驳他：“是的，先生，阁下赐予我的这个职位使我变得贵了，所以，只要我在职一天，我就比您那些贵族或自称贵族的随员上一筹，他们不能去的地方我就能去。您也知，您载誉归国的那一天，据礼仪和传统习俗，我得穿着盛装跟随您的左右，并能荣幸地在圣克的御宴上与您同席。所以，我不明白，一个人既然能够而且应该参加威尼斯总督和参议院的公宴，怎么就不能参加招待德纳公爵的私宴呢？”尽我的理由无法驳斥，但大使就是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机会再次争吵，因为德纳公爵本就没来使馆赴宴。

自此之后，他老是找我的碴儿，故意气我，想方设法地剥夺属于我职权范围的小特权，转给他亲的维塔利。我敢肯定，要是他有胆量派维塔利替我去参议院的话，他是会这么的。他通常是让比尼斯神甫在他的办公室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的，现在他又让他来给莫尔先生写信报告奥利维船长的案件经过，只字未提唯一参与此案的我，甚至还把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说是帕泽尔写的，夺去了我的功劳，其实帕泽尔一句话也没问过。他是想打击我，取悦他的那个信，而并不是想甩掉我。他知，找一个人来接替我，没有当初找我接替福罗那么容易，福罗早把他的德行给传去了。他非得找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不可，因为得给参议院复函。而且，这个秘书还得写所有的公文，所有的事，又不用他自己心劳神。此外，这个秘书既要服务周到，又得对他的废随员们低三下四。因此，他既想留住我，又想制服我，使我远离自己的祖国以及他的祖国，没钱回去。如果他得客气些，他也许就得逞了，但维塔利却别有用心，想我。他果然如愿以偿了。当我看到我吃力不讨好，大使对我的辛劳不思回报反而刁难，再留下去，在馆内只有生气，在馆外则遭不平，而且，他自己已经搞得臭名昭著了，我就是好了也得不到好，坏了则更于己不利，所以我横了横心，向他告假，并给他留下时间重找一名秘书。他对此未置可否，仍旧照常行事。我见没有任何好转，而且他也并没在找任何人来接替，我便给他兄弟写信，详述我的缘由，请他说服大使阁下许我告假，并且说明，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继续待下去了。我等了很久，也没见回信来。我开始到极不自在了，但大使终于接到他兄弟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定是写得词严语恶，因为大使尽常常大发雷霆，可我还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破大骂了一通之后，不知再说什么是好，便指控我卖了密码。我哈哈大笑，以嘲讽的吻问他是否真以为在全威尼斯有哪一个傻瓜肯一个埃居来买这密码。他一听，气得吐白沫。他装作要喊人，说是要把我扔到窗外去。在这之前，我一直非常平静，但一听他这么威胁，我也气不打一来，恼火极了。我奔向门，拉销，把门从里面好，步履沉稳地走回来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您的仆人不会预这事的，还是咱俩私下解决的好。”我的举动、我的神态立刻让他安静下来。他的表情中，惊讶、恐惧明显可见。我见他气消了，便稍稍说了几句，向他告辞，然后，没等他回答，我便把门重新打开，走了去，昂首阔步地在他的仆人中间从候见厅走过。仆人们像往常一样站了起来，我觉得他们真可能会帮我打他，而不是帮他来对付我。我没有上楼回房间去，而是立即下楼，了使馆，永不回。

我径直去了勒布隆那儿，把经过情形向他叙述了一番。他并不太惊讶，因为他了解其人。他留我吃了午饭。这顿饭尽是临时准备的，但很不简单。在威尼斯的所有有有脸的法国人全都来了，但大使的人一个也没有。领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一听，众一词地指责大使阁下。大使没有跟我结账，一个儿也没给我，使我只剩下上装着的几个金路易，没法回家了。大家纷纷解相助。我从勒布隆先生手里拿了二十来个西昆，从圣西尔先生手中也拿了同样数目。除了勒布隆先生外，我同圣西尔先生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了。其他人的好意我一概谢绝了。等待动期间，我住到领事馆秘书家里去了，以便向公众证明，法国并不知晓它的大使的不公正的行径。大使见我落难之时反而受到迎，而他一个大使反倒受人冷落，不禁然大怒，完全失去了脑，行为举止简直就像个疯。他竟至不顾统，向参议院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把我抓起来。比尼斯神甫把这事告诉了我，我便决定再待上半个月，而不像原先打算的那样，第三天就启程。大家得知我的决定，表赞同。我受到普遍的敬佩。参议院甚至不屑于答复大使莫名其妙的备忘录，通过领事告诉我说，我可以想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用不着担心一个疯的行径。我继续拜访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又去向那不勒斯大使辞行，他不在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最为殷勤客气的信。最后，我动了，尽手拮据，但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借债和欠一个商人五十来个埃居而外，再没有留下任何债务。那个商人名叫莫朗迪，后来卡利约替我还了，可我却没有再还卡利约，尽我俩此后常常晤面。至于前面所说的两笔借债，我后来手一宽裕便立即如数奉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