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弥撒。我俩完弥撒之后，早早地便一块儿外了。我建议到我们对面的那座山上去，因为我们还从未去过。我们已经让人先把吃送过去了，因为要玩上一整天。妈妈尽有又圆又胖，但走起路来并不困难。我们翻过一山冈，穿过一座座树林，有时走在太下，而经常是走在荫之中，我们走走歇歇，不知不觉地走了有几个小时了。我们聊着我们自己、我俩的结合、我们命运的甜，并为长此以往而祈祷，但并未遂愿。仿佛一切都在为这一天的幸福效力。刚下过雨，没有一尘土，溪潺潺，清风拂着枝叶，空气清新，万里无云，天空像我们的心一样宁静。我们在一个农民家里，同他们全家一起吃的午饭，他们衷心地在祝福我们。这些可怜的萨瓦人真是善良极了！午饭后，我们来到一些大树罩起的下，我在捡拾枝生火煮咖啡，妈妈则兴地在荆棘丛中采集草药。她还拿着我在路上为她采集的束，让我注意它们结构上许多新奇的东西，使我到极大的兴趣，这本该使我对植学产生兴趣的，但时机不巧，我当时正因其他过多的研究而分心。一使我良的思想转移了我对草的注意力。我的神状态、我们那一天所说所的所有一切、使我印象刻的所有事，全都使我回忆起七八年前我清醒时，在阿讷西所的，而且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的那梦想。两者何其相似，每每忆及，我便会激动得泪。我在动情时，拥抱了这位亲的女友，激情满怀地对她说：“妈妈，妈妈，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除此而外，我别无他求。多亏了您，我才幸福无比。但愿能永远如此幸福！但愿能长此以往，永葆此情！只有到死幸福才会终止。”

我的幸福时光就这样淌着，而尤其令人幸福的是我看不到任何东西会扰它，我确确实实认为它将只会同我的生命同时结束。这并不是因为我忧虑的源泉已完全涸了，而是我看见它在改，我在尽力地把它引向有益的事上，从而使我得到它的治疗。妈妈当然喜乡下，她的这喜好没有因为同我在一起而有所减退。她渐渐地对田间劳作有了兴趣，喜利用土地增值，而且，她在这一方面是懂行的，也乐意加以利用。她不满足于那宅旁地，不是租块田，就是租片草地。总之，她把心思放在了农事上，没有在家赋闲，而是在大一场，很快就要成为大农庄主了。我不太喜看她这么扩展，尽可能地提反对意见，因为我信她又会上当的，而且，她那豪、慷慨的秉总是使她支大于收益。然而，想到这收益起码不无小补，我也就聊以自了。在她所能的事情中，我觉得这件事是风险最小的，我并没像她那样以为这会有多大收益，而是把这看成一经常的活动，可使她摆脱糟糕的事情和骗。这么一想，我便急切地想着恢复足够的力和健康，以照她的事业，她的监工或家，而且，我因此要跑前跑后，当然就常常丢下书本，也不去想自己的病，反而变好了。

这年冬天，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了几本书，其中有唐比的《音乐史》和齐里神甫的《音乐论文集》，使我对音乐史以及音乐理论研究产生了兴趣。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已成年好几个月了，我决定翌年去日内瓦要回我母亲的遗产，或者在得知我哥哥的下落之前，至少先领回归我的那一份。事情就像决定的那么办了。我去了日内瓦，我父亲也去了。他早就去过，没人找他的麻烦，尽对他的判决并未撤销。但是，由于人们对他的勇敢钦佩，对他的正直很尊敬，所以就假装忘了他的那件案，而且，政府官员们正忙于不久即要实施的重大计划，也不愿让市民因回忆起往日的不公正，而过早地激怒他们。

我担心有人因我改教而刁难我，但什么事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日内瓦的法律没有伯尔尼的严厉。依照伯尔尼的法律，凡是改教的，不仅丧失其份，而且连财产也保不住。我继承的财产并未引起争议，但不知怎么搞的，变成很少的一了。尽人们几乎肯定我哥哥已不在人世，但没有丝毫的法律证据。我缺乏足够的资格来领取他那一份，因此毫不遗憾地把它留给了父亲，以补贴他的生活，父亲一直享用到去世。一办完法律手续，拿到我那一份，我便了一些钱买书，然后带着余下的钱飞快地回到妈妈边。一路上，我的心愉快地动着，当我把这笔钱到她手中时，我觉得比拿到这钱时还要快活千百倍。她无所谓地接过钱去，就像所有灵魂尚的人那样，他们对这类事司空见惯，并不觉得激动不已。这笔钱几乎全用在我上了，用的时候仍旧是那样的无所谓。如果这钱是打别来的，她也会这么使用的。

然而，我的健康丝毫未见恢复，相反，却明显地坏下去。我面如死灰，骨瘦如柴，脉搏得可怕，心加速，常常到闷，到后来，虚弱得几乎不能动弹，稍走快便不上气来，一弯腰就，手无缚之力。像我这么好动的人，什么也不了，真是遭大罪了。肯定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神经过，这是幸福的人的病，也正是我的病。我常常无缘无故地落泪，树叶和鸟的声响也能吓我一，生活宁静安适，情绪却不稳定，这一切都表明我对可以说是让我多愁善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那舒适的厌倦。我们很少是生来就为在世间享福的，所以当心灵或不同时受折磨时，就必须让其中的一个受折磨，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几乎总要有损于另一个。当我可能地享受生活时，我那糟糕的机便阻止我去享受，而且你也说不你到底哪儿有病。后来，尽我已垂垂老矣，真的患了一些严重疾病，可我的反而恢复了活力，以便更好地受自己的不幸，而且，我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届六十，垂暮之人，各疾患缠，但我觉得，这受苦的晚年，力和神比青年少、享受真正幸福时更加充沛。

后来，在顺便读了生理学之后，我开始研究起解剖学来，并反复琢磨构成我机的多零件及其运动，准备着每天都能从上找许多病来。我远没有对我的半死不活到惊奇，而是对我还能活着觉得诧异，而且我每看到对一疾病的描述时，便认为说的就是我。我敢肯定，即使没有病，研究了这该死的学问之后，也非病不可。由于我在每疾病中都发现我的病症，所以我以为自己什么病都有，而且还染上了一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的更加严重的疾病：治病癖。凡是读医书的人，都难免要患此症。我由于反复研究、思考、比较，便想象我的病是心脏上长了息，而且萨洛蒙似乎对这一想法也震惊。理说，我应该据这一判断持我先前的决心。我没这么。我绞尽脑去想怎样才能治好心上的息，决心行这不可思议的治疗。在阿内去蒙彼利埃参观植园并看望其技师索瓦时，有人告诉他菲兹先生曾治好过这样一个息。妈妈想起了此事，并告诉了我。我闻听，立刻想去找菲兹先生看病。治好病的希望使我重新鼓起了勇气和力量跑这一趟。日内瓦带回的钱正好可以当盘缠。妈妈非但没劝阻我，反而敦促我去，因此我便前往蒙彼利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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