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思苦想，唉声叹气。每当我一城，非等天黑了才返回不可。有一天，在布德里，我了一家小酒店吃午饭，看见一个长着大胡的男，穿着一件希腊式的紫衣服，着一帽，服饰和仪表相当贵，但是说的却是一几乎听不清的方言，简直使周围的人全都听不明白，有近似意大利语。可他的话我几乎全听懂了，而且只有我一人听得懂。他只能连说带比画地同店主及当地人表明自己的意思。我同他说了几句意大利语，他全听懂了。他站了起来，激动地走过来拥抱我。我俩立刻成了朋友，而且，从这时起，我便充当了他的翻译。他的午饭丰盛，可我的连一般都谈不上。他邀请我同他一吃，我也就没有谦让。我们边吃边说，很是投机，等吃完饭，已经是难舍难分了。他对我说，他是希腊正教的主教、耶路撒冷修院院长，是为修复圣墓而来欧洲募捐的。他拿俄国女皇和奥国皇帝的漂亮证书给我看，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君主给他的证书。他对自己到目前为止所募捐到的满意。但在德国曾遇到一些难以想象的困难，因为他德语、拉丁文和法语一句也听不懂，只好说希腊语、土耳其语，实在没法还得说法兰克语。这就使他在德国一筹莫展，所获甚微。他建议我陪伴他，他的秘书兼翻译。尽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小外衣，跟我的新职位倒也般，但是看上去穿得很不怎么样，所以他认为把我到手并不繁难。他确实没有想错，我们很快便谈妥了。我没提任何要求，但他许了不少愿。我一无保人，二无保证，三无熟人，却跟了他去，第二天便动去耶路撒冷了。

我们的旅程从弗里堡州开始，在那儿没有什么大的收获。主教的份要，不能去乞讨，也不能去向个人募捐。他向元老院陈述了自己的任务，获得了一小笔钱。我们从那里到了伯尔尼。这里手续繁杂，检查他的证件一天是办不完的。我们下榻在当时的上等旅馆——雄鹰旅馆，里面住的尽是上社会的人，就餐的人很多，饭菜一。我长期以来一直是茶淡饭，很需要补补，这次有了机会，当然不能放过。主教大人也是一位上社会的人，喜边吃边聊，格又开朗，跟听懂他的话的人很能聊。他知识面较广，卖起自己渊博的希腊知识时很是津津乐。有一天，在吃饭后甜时，他在夹榛的时候，把指夹破一很的。由于血如注，他便把破手指伸给同桌的人看，一边笑哈哈地说：“先生们请看，这是古希腊人的血啊！”

在伯尔尼，我对他还是有帮助的，不像我起先担心的那么糟。比起替自己办事来，我胆大得多，说话也更利。这里的事没有在弗里堡时那么简单。必须同首脑们行不断地长谈，而且审查起他的证件来也是慢腾腾的。最后，一切手续全办妥了，他才被允许拜谒元老院。我作为翻译同他一起了元老院，而且有人还叫我发表谈话。这真人意料，我压儿没有想到，同元老们分别长谈之后，还必须当众说一番，仿佛先前什么都没谈起似的。可想而知，我多么窘迫啊！对于一个非常腼腆的人来说，不仅要当众发表谈话，而且是面对伯尔尼的元老们，又是即兴发言，事前没有一分钟的准备，这真够要我的命的。但我并没被吓住。我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希腊主教的使命。我赞扬了一番对他前来募捐有所贡献的王公们的善行义举。为了激起元老们的劲，我以激将的吻说，我对他们没少抱希望，因为他们一向乐善好施。然后，我竭力证明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不论他是哪个教派，这都同样是一件善事。我最后还说，上苍将会赐福于愿意参与这一义举的人。我不敢说我的演讲产生了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话受到了赞赏，所以从元老院来，希腊主教获得了一笔像样的捐赠，而且，他的秘书的才能也得到赏识，把赞扬我的话翻译来当然是件快事，但我没敢逐字逐句地翻译给他听。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当众说话，还是当着权贵们，而且也是我平生一次说得这么大胆，这么好。同样一个人，才能竟有如此大的差别！三年前，我去伊弗东看我的老友罗甘先生时，我曾接见过一个代表团，因为我向该市图书馆赠过一些书，该代表团是来向我表示谢的。瑞士人善于夸夸其谈，他们对我大大地谢了一番。我不得不致答词，但我窘迫不已，不知说什么是好，脑里糟糟的，想不词儿来，尽了洋相。我尽生腼腆，但年轻时有时候也胆大的，年纪大了反倒不行。我越是见多识广，越是不能适应世事。

我们离开伯尔尼，去了索勒尔，因为主教打算再走德国，经匈牙利或波兰回国。这就绕大圈了，但是，由于一路上，他的钱袋多少，所以他不怕绕远。至于我，我是骑或步行几乎都喜，如果能如此这般地漫游一生一世，我真求之不得。但命中注定，我走不了那么远。

到达索勒尔，我们的一桩事，就是去拜会法国大使。对于我的主教来说，不幸的是这位大使是博纳克侯爵，曾任驻土耳其苏丹廷的大使，有关圣墓的一切事情他大概都一清二楚。主教拜会了一刻钟，我没被允许去，因为大使先生听得懂法兰克语，而且意大利语说得起码同我一样好。当我的那位希腊人来时，我正想跟上去，但被拦住了：该我去拜会大使了。我既然自称是黎人，就该像黎人一样的受大使阁下的辖。大使问我是何许人也，要我向他说实话。我答应了，但要求与他单独谈，他同意了。大使先生把我领到他的书房，随即关好门。我立即跪倒在他的面前，说了实话。即使我没许诺，我也不会少说的。因为我一直盼着随时能把满腹心事倒来，而且，我已经向乐手吕托尔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心扉，就用不着再向博纳克侯爵藏藏掖掖的了。他对我的简短经历以及我叙述时所的激动心情很满意，便抓住我的手，走大使夫人屋里，把我介绍给她，并向她简略地谈了谈我的经历。博纳克夫人亲切地接待了我，并说不能让我同那个希腊教士走，因此，决定让我留在使馆，等着看看如何安置我。我本想去向我那可怜的希腊主教告别，因为我对他已经产生了好，但没得到准许。他们派人去通知他我被留下了。一刻钟过后，我看见我的小行李送来了。大使馆秘书拉尼埃先生看来是负责照我的。他把我领到我住的房间时说：“这间房间，在迪吕克伯爵时期，是一个与您同姓的名人住的，您应该在各个方面都能取他而代之，等到有一天，能让主人说起来，称为‘大卢梭’、‘二卢梭’。”我当时并不怎么想这么比试，如果我能预见我每天要为此付多大代价的话，我是更不会跃跃试的。

拉尼埃先生对我说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便读起我住了其房间的那人的作品。因为受到别人的赞扬，以为自己有写诗的天分，我便写了首诗，作为试笔，颂扬博纳克夫人。但写诗的兴趣未能持久。我不时地写些平庸的诗句，对于熟悉优的倒装句以及学会更好地写散文来说，这倒是一较好的练习。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法国诗歌中发现较大的魅力，使我完全投其中。

拉尼埃先生想看看我的文笔，要我把对大使先生说过的同样内容写下来。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听说这封信后来被利亚纳先生保存过。后者早就一直跟随博纳克侯爵左右，后来在库代伊任大使的时候，接替了拉尼埃的职位。我曾求尔泽布尔先生想法替我一份这封信的抄件。如果我能通过他或其他人得到抄件，那大家就可以在我的《忏悔录》的附集中找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