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握着笔，面对着桌和纸，从未能写什么。我只是在岩间林中散步时，夜不成眠躺在床上时，在脑里打下腹稿。大家可以想象，尤其是对一个没有记、一辈也没能记牢六首诗的人来说，这有多么缓慢。所以，有的腹稿段落，我在写在纸上之前，在脑里翻来覆去地琢磨了五六次。正因为如此，我写那些颇费工夫的作品比写一挥而就的通信集之类的作品要成功得多，所以我一直没能把握住书信的笔调，写的时候简直是活受罪。我每次写信，就连写些无关要的事，也要累上几个小时，或者，要是我想把想到的事立即写下来的话，我就不知如何下笔，也不知怎么收尾。我的信总是杂无章，废话连篇，别人读起来不知所云。

我不仅表述思想费劲，而且领会思想也是如此。我研究人，而且自以为是个很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所见到的却熟视无睹，只看得清自己所回忆的事情，我的智慧只有在回忆中才表现得来。对于别人说的一切、的一切、我前发生的一切，我一无所，理解不了。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是外在的现象。但是，随后，这一切又回到我的脑里：地、时间、腔调、目光、动作和环境，我全回想起来了，什么也没漏掉。于是，我据别人的或说的，发现别人是怎么想的，而且很少搞错。

我独自一人的时候，连自己的思想都把握不住，可想而知，在与别人谈时，为了说话得，必须同时立即想到千百事情，我该是什么德行了。一想到谈话时还有那么多清规戒律，而我至少要忘掉几条，这就足够吓住我的了。我甚至不明白别人是何以胆敢在众人面前说话的，因为说话时必须字斟句酌，对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考虑到，为了有把握不说什么可能冒犯什么人的话来，必须了解他们的格，了解他们的历史。在这方面，生活在上社会的人有一大长：他们更清楚地知哪些不该说，所以对自己说的就更有把握，就这样他们还常常不留神说蠢话来。可想而知，从云雾之中掉到这场合的人会怎么样了：他几乎只要一开说上一分钟，就非受到驳斥不可。而在两人单独谈时，我觉得还有另一不对劲的地方，更加糟糕，那就是必须不断地说：对方跟您说话的时候，您必须回答，而当对方不说话的时候，您又得逗着说。单是这难以忍受的拘束就让我厌恶社了。我觉得没有比被迫立即说话、总要说话更加可怕的窘迫了。我不知这是否与我对任何约束的恶痛绝有关系，但是，是没话找话，那这就足以让我不可避免地要说蠢话了。

更加要命的是，当我无话可说，本该学会缄默不语的时候，我却像是早还账似的，抢着说起来。我慌急慌忙地、结结地说一些毫不连贯的话来，要是这些话一意思都没有那倒也罢了，可我本想掩愚藏拙，却偏偏很少不丑的。这例成百上千，但我只举其中的一件。那不是我年轻时的事，而是我在上社会生活了多年以后的事，那时节，只要可能的话，我总要摆上社会的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架势。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人和一个男在一起，后者的名字说说无妨，他就是贡托公爵大人。房间里没有别人，我竭力地想上几句话。在四个人中，有三个肯定不需要我多嘴多的，上帝知我都说了些什么！女主人让人送来一剂糖式药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都要服上两次。另一位贵妇见她龇牙咧嘴，便笑着说：“是特隆桑（）1先生的糖式药剂吗？”女主人以同样的腔调回答说：“我想不是的。”聪明的卢梭殷勤地嘴说：“我想这药不怎么有效。”大家全都愣住了，谁都没吭声，谁也都没有笑一笑。片刻之后，话题转了。这蠢话要是冲着其他女人说的，可能也就是句玩笑而已，但是，对一位非常可、容易引人议论的女人这么说，就很可怕了，而我真的无意冒犯她。我相信在场的一男一女见证人，是忍着才没笑声来的。这就是我没话找话时脱而的俏话。我很难忘掉这事，因为，除了这事本就令人难忘而外，我想它产生了一些使我不得不常想起它来的后果。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让人一看就明白，我尽不是个傻瓜，但却常常像个傻瓜似的，甚至连善于识别人的人也这么认为。特别不幸的是，我的相貌和睛都透着明样儿，人们对我的这失望使我的愚蠢变得更加讨厌。这件小事虽说是特殊情况造成的，但对了解今后的事情不是没有用的。它是了解人们看见我的许多怪事的钥匙，人们把这些怪事说成是我的野所致，其实我本不是这么个格。如果我不是信自己在际场上现不仅会对自己不利，而且会失去自己本的话，我是会同别人一样喜际的。我决定写作和离群索居，这是最适合我的。我若现在人前，大家可能永远不知我价值几何，甚至都不会朝这方面去猜想一下。迪潘夫人的情况正是如此。尽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尽我在她家住过多年，但自那以后，她亲对我这么说过许多次。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我以后再谈。

我的才能就这么确定了，适合我的行当也就这么定下了，剩下的就是再一次完成我的使命。困难的是我没有过学，我拉丁文不甚了了，无法当神甫。瓦朗夫人想让我去修院受教一段时间。她跟院长商量了这事。修院院长是个遣使会会士，名叫格罗，长得矮小憨厚，一只睛快瞎了，材瘦削，发灰白。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而又最没学究气的遣使会会士，这样说实在是不算过分。

他有时来妈妈家里，妈妈款待他，抚他，甚至逗他，有时还让他替她系系衣服背后的带，这是他很乐意的。当他帮着系的时候，妈妈便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摸摸这个，那个。院长先生被带牵着，不停地嘟囔着：“喂，夫人，您停下来呀。”这倒是可以绘成一幅的画。

格罗先生欣然同意妈妈的安排。他只要了很少的膳宿费，并负责教育我。剩下的就是等主教的恩准了。主教不仅同意，还愿意代膳宿费。他还允许我穿世俗衣服，直到大家通过测验，认为我已达到预期的效果为止。

变化多大呀！我不得不从。我宛如受酷刑一般地到修院去了。修院真是森可怕的地方，特别是对一个离开了一位可女人的家的人来说，尤为如此！我只带了一本书，是我求妈妈借给我的，它是我无限的藉。大家一定猜不着是什么样的书——一本乐谱。在她所培养的才能中，没有忘掉音乐。她嗓好，歌唱得也可以，还会弹羽键琴。她还好心地教过我音乐，但必须从最浅显的开始，因为我连圣诗乐谱几乎都一窍不通。一个女人给我上了八九十来课，还老是断断续续的，所以不仅没有教会我视唱，而且都没教会我四分之一的音乐符号。然而，我对这门艺术那么，以至想自个儿试着练练。我带走的乐谱并不是最浅显的，那是克莱朗博的合唱曲。我可以说是既不懂变调，也不懂时值，但竟然能识得、并不错地唱《阿尔菲和阿土斯》合唱曲的第一首宣叙调和第一首乐曲。大家可想而知我下了多大功夫，又是多么刻苦执着啊。的确，这首曲谱得极其准确，以至只要照节拍诵诗，就能与音乐合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