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的人摘取在上多年的那绿帽，同时取消农村地、富女的家成分，一律农村社员对待。村里驻着工作队，首先对村行理论辅导。过去的农村，文盲或半文盲的人各地都有，虽然平不，但政治觉悟都很，“文革”中都学会了喊一个调调：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于先生属于半文盲，是靠实苦来的，虽然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过去大都靠的是行政命令，他一声喊到底。现在要和风细雨式地给人讲政策，把过去的冤、假、错案重新纠正过来，理论上他就过不了关。当时平反工作中有一句关键的话语：“错多少，纠多少，全错的全纠，分错的分纠，不错的不纠。”他对“不错的不纠”这几个字一直理解不到上，他认为“不错的不纠”这几个字是多余的，没有错自然就不用纠，既然不用纠为啥还要调“不错的不纠”？后来在一次理论辅导会上，一位年轻的工作队长给他解释说：“‘不错的不纠’是指冤、假、错案件中的对象而言，对任何一个案，我们必须搞清楚案件的质，究竟错在哪里，错了多少，是全错了还是分错了？全错了全纠，分错了就分纠，错多少纠多少，要到不抓辫，不留尾。但也有少数案，属于本人过去确实犯了错误而定的，不属于冤、假、错案件，对这类案就不能去纠正，我们不能一边纠错一边犯错。‘不错的不纠’，就指的是这类案。”其实这句话很好理解，只是于先生要把它分开来去认识。那位工作队长看着他睛瞪得溜圆听得有吃力，就笑着鼓励他说：“于先生是老书记老模范了，能放下架，不懂就问，甘当小学生，这神值得大家学习。希望于先生能向过去那样，在新时期继续为大家起模范带作用。”但这以后，于先生就再也没有当过模范。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结束后，农行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号召大家解放思想，放开胆，迈开步，农民除了打土坷垃，还可以经商。后来又提什么宏观、微观、科学发展观，于先生一关都过不去，就从村支书的位上退了下来。退下来以后，他主动承担起打扫大街的义务。他准备了一个铁簸箕和一大一小两把扫帚。簸箕是那结实的、特能盛垃圾的，两把扫帚的把儿上都了布。过去扫大街，一直由那些“五类分”着，让他们劳动改造。“五类分”平反以后暂时没人扫了，他就主动承揽过来。除了伺自己的责任田，他像过去一样每天早上天麻麻亮就起床，从自家小院门前开始打扫，一路扫到大街，一直扫了十几年。引弟的两次婚姻，就是在他退下来的前三年里，来了个闪电式。

五从招女婿说起

引弟的两次婚姻都是自己谈的对象，就双方情来讲，情量还是的。于先生后来把条件放的也宽，可以不改姓，等生了孩以后由孩姓于。他只要求一，必须是农民，在外工作的免谈。两个对象都是本村人，且还是村里一文一武的两个有名气的年青人。结了婚就离婚，谁也没有预料到，引弟到很委屈，于先生到很无奈。

第一个对象叫聂小民，情温和，不善言语，平素间就喜默默地看书，看的全是科技一类的书籍。那时候社会上科技方面的书还不是很多，最行的一本书就是《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连期版，他就一本接着一本买，看得如痴如醉。他有一钻研神，善于思考，有时候还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让边的人回答。譬如：一斤铁重还是一斤棉重？有人就笑着回答说：废话，一斤铁一斤棉不一样重嘛！他就就解释说：不一样，从力学的角度讲，棉因为积膨胀，受空气浮力的影响，就比一斤铁重。大家又觉得有理。他研制的一个模型飞机，形如一只猫鹰大小，能在三十米的空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嗡嗡响着飞半个小时，引得一群小青年跟在他后面打转转。人们背后都称他为“小瓦特”。于先生对这些不趣，他不知瓦特是个什么人，人们称聂小民为“小瓦特”，他一直理解为“小娃”。他看中的是聂小民有骨气，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