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文学史的时候，我非常惊奇，为什么那么多作家叫做什么居士呀？有点名气的，象李白，叫青莲居士；苏轼叫东坡居士，白居易叫香山居士，欧阳修，叫六一居士，近一点的，象蒲松龄叫柳泉居士……明白了居士的含义，才知道他们就是在家修行的和尚啊。文学家与佛教关系密切，这是由几下几个原因决定的。一是文学一般来说，是比较感性的人，身上冲满着矛盾，这些矛盾突出时，影响到了他们的自身平衡和生活，也就是说在现实中爱惹祸，爱出事。为了平衡精神上的矛盾，他们必然要找一种使自己心灵平静下来的手段和方法，而佛教在这一方面，在平衡人的精神世界上，有着独到的一套。第二是因为佛教的流传，多以书籍为手段，这种传承方式与知识分子喜欢读书有共同点。第三是因为写过文学作品的人都知道，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主题的提练，手段主要是靠悟，即突然领悟。尤其是诗，缺乏悟的能力，是无法写出来的。中国其实是一个诗国，所有的文学形式，都与诗有着密切的关系。散文中的意境，语言是不要说的了。小说，只要看一下话本评书，一开场就给你来一道定场诗，其中人物的开脸，兵器的描绘，人物的描写，就是用赋的方式写成的。写到关键处，还给你来一段剁口，也就是韵文。戏剧到了人物感情激烈的时候，也是以词的方式出现的。这样的文学传统，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以直觉的悟的方式为主的。如果用思的方式来构思，写出的形式就成了散文。我们看一下外国文学近二百年的流向，就是向散文化的方向流动。这跟他们的思维是逻辑式的推论有关吧。第四，不论干什么事，要一定的注意力集中。在佛教中叫定力。定力也就是把全部精神专注于对象上的能力。读书人的注意力集中，主要是靠两种方式，一种是读，一种是思。如果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到了一定的水平，能专注于某一对象，他自然就能看出对象与其他事物间的关系。也就是明理了。用思的方式修养，跟佛教的思维修就是一回事。也许大家能看得出来，在寺院中，也有早读，和学校没有区别。而学校中作文作题，毕竟次数较少。所以读书人接触佛教，增加这方面的能力，也没什么不好。第五，从创作的过程来看，观察无疑更重要。应该说，创作就是一种发现，如果对某事某物，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就没有写的必要了。教授观察方式的书有的是，但写这种书的人，自己一生用这种方法观察出来了什么？没有观察出什么来，不是对着象不好，没有独特之处，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或者说看的方法不对。

文学家一般的观察和科学家的观察有所不动。科学家要研究的是物，物的特点，物的功用。文学家是要表现人的世界，人的精神，人的特点，人的感情，人的意志。即使他借物来写人，也不会只专注于物，他要做的是在物和人之间找共同点。退一步说，即使写人，写的是别人，可表现的是作家本人的物点。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不是疯话，是一个作家真诚的表白。

“白马入芦花”，这是一句禅语，说的是人与物的交融。当我们与物相对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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