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科属于生产的政工。主要负责安排指导属单位的日常学习、理论教育、政工培训、思想政治工作、编发宣教材料等等。全科五个人（加我六个），在二楼的东占有四间屋，一间科长室（现在是蓝副科长占着），赵事、苏事一间，若思自己一间，还有一间是仓库，放的是书籍和宣传品。

了。我其实就是看不惯她那张狂劲。”

那天我先到长办公室去见姜新友长，他跟我说：正式下令之前，你先到宣传科“帮助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若思编辑印发生产的“情况简报”。另外宣传科科长刚调任，一个事因病住院，一个事在地方执行任务，现在科里只有两个人，他俩跑基层的时候，你就需要在家里值班听电话。

工地后勤有一辆车去河拉电瓶，因此直接将我和我的行李送了市革委大院。住了一晚之后，我于1月8日正式到军区后勤生产报到。那一天的大分时间，我都跟宣传科事若思在一起。

若思今年27岁，比我大四岁，算是正儿八经的“”。她老家是四川宜宾，父母都是三线军工厂的“老军工”。若思1966年伍，一当兵就在军区后勤司令总机班当话务员，跟我“同行”。后来她先后在第一招待所、直属仓库等地当过保员和衡库副主任，三年前调任生产宣传科事。她前年结婚，人在第一招待所财务室当会计，她有一个儿，刚刚十个月大。

艾琴走后，天就快黑了。这时严忆欣又来“帮忙”，跟我说三说四，就是不提房的事情。我忽然觉得，我作为一个年长她两三岁的“”，应该尽一些教导和指的责任。因此我就很认真地给她上了一课，内容从脚踏实地的学习、工作，服从领导，团结同志，到女的自尊自等等。她听的很认真，不住称是，一也没有艾琴说得“张狂劲”。尤其是关于自尊自这个问题，严忆欣诚恳地跟我说：“陈事，上次政委批评有些人老上我那屋里去，我知机关有一些议论。实事求是地说，我也有一定责任。我以后一定会注意。陈你帮助我步，我一直很激你。其实有些方面，你也好，其他领导也好，是有些看我了，我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无人要的弃儿，就是一个又老又病的队职工的女儿。所以我自己有数，我时刻警惕自己，绝对不能在作风方面犯什么错误。你尽放心就是。”

严忆欣的这自我批评和严肃表态，让我对她的观有所改变。毕竟在一个单位相半年了，情还是有一些。我想，既然艾琴公开表示不要这间房，那我为何不送她一个顺人情呢？所以当我离开250工地的时候，我就把房的钥匙给了严忆欣。但我同时多了一个心，我把这件事跟潘永恩说了，我说的很明白，我到了后勤之后，这间房怎么理，我没有任何意见。

丁长补的那句话是：“而且，工地领导也知这件事。”哪个领导，他没明着说，老潘也没细问。照正常逻辑，这个领导应该指的是豫主任。一来因为理归主任领导；二来杨政委是政工的，没有什么理由过问一间家属宿舍的安排问题。

代完之后，姜新友打电话叫副科长蓝田，结果蓝田和若思都来了，两人向我表示了烈迎，蓝田还说，小陈你来的真是太及时了，这些日我跟小忙得转向，白天晚上都快分不清了。

姜长就跟他开玩笑，说那没关系，别分不清哪个是你老婆就行。

安置好了以后，若思又领我到生产的各个科去转了一下，认识了不少人。我很快发现上级机关就是不一样，这里的待人情，言语得，各方面的素质明显比工地的要。另外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我的那个直接领导小聪明伶俐，能言善，而且在生产的人缘相当不错。她对人地生疏的我关心备至，照应的十分周到，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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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若思一个办公室，坐她对面的一张办公桌。

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大半年之后，杨次山就是在这间屋里跟严忆欣发生了“作风问题”。这间屋，成了杨次山光明仕途的“终结者”。

蓝科长和小把我领回科里，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

后来的事实是，我刚一调去后勤，还没等潘永恩找严忆欣，丁长就找了老潘，跟他说，那间房小严想住就叫她在那住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而且——他加重语气又补了一句，想跟他争辩的老潘就没脾气了。

我离开250工地的那天是1975年1月7日。因为只是去“助勤”，所以我走的时候很低调。我除了跟警通连的秦平峰、吴太白、卫青打了招呼，然后跟我们政治的人“再见”之外，没惊动更多的人。我本来应该跟我那“杨朋友”好好话别一下的，可惜他在禹川开会没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