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几天班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大机关的工作不难干，起码不比我们250工地机关的活儿难干。因为大机关工作的一个特点是分工细致，比如宣传工作吧，要在250工地，那就是宣传干事李昌符一个人的活儿，这儿却有六个人干。归我负责的那个什么“情况简报”，一般情况下是每周一期，满打满算也就是四五千字，一般说来就是机关开了什么会，布置了什么工作，下面怎么落实的，有什么新经验好做法等等。机关方面的内容，有那些文件、会议记录可抄，下面的内容，各单位都有例行汇报，也可以打电话跟下属单位要“情况”。反正照我的能力，这个玩意儿我一天就可以把它“鼓捣”出来。但我用不着那么“高效”地去干工作，我要是把一个礼拜的活一天干完了，那我其他时间干嘛？那也显不出我的本事，倒显得领导不会安排工作。

因为有在工地政治部那时的经验，使得我很快适应了后勤大机关的工作节奏。我每天上班后，就把有关的材料摊开，精雕细凿那个“简报”，同时不动声色地熟悉我们科的其他业务。因为蓝副科长和戴若思都挺忙，而且经常往外跑或者下基层，所以在家接电话，听汇报就成了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很喜欢接听电话，因为这能让我更快地熟悉那些下级单位。生产部所属的单位很多，乱七八糟算起来有十七八个。我这才知道这个部不光管着好几个工厂、好几个农场，而且还管着物资站，油库，甚至还有养殖场和采石场。由于老是我在科里接电话，因此没过几天，我们部下属单位的很多人，便都知道宣传科又调去了一个说话很好听的、姓陈的女干事（就是不知道长得怎么样）。

这天是个礼拜六，后勤机关跟我们工地机关也差不多，礼拜六下午早早就没大有人了。我们宣传科更严重，上午还没下班就开始走人，先是蓝田副科长自称要去3364工厂办事，然后是管理论教育的赵干事（前几天住院来着）说要去车站接书。他俩走后，戴若思不知道上哪转了一圈，回来跟我说她孩子有些咳嗽，下午想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很快，我们宣传科就人走屋空，只剩了我一个人。

今天的电话不多，我那“简报”也早就鼓捣好了。实在没事干，我就去我们那仓库兼“书库”里找了本旧小说《长城烟尘》，放在一本《后勤通讯》杂志下面看起来。这时管理科科长潘岳遛遛跶跶进了屋。他说：“你们的人都干什么去了，怎么剩你一个独守空房？”

潘岳跟朱运穆相似，挺爱开玩笑，不过人家从来不开那种粗俗的玩笑。

我说：“我们的人都忙工作去了，谁象你，没事到处遛跶。”

“别蒙我，我还不知道，他们都忙私事去了。这些人，也不怕封老头查岗查着他们。”

我有些吃惊：“怎么封部长还亲自查岗啊？”

潘岳说：“刚上任的时候查过一次。不过一点用没有，人家都有理由，其实就说下基层了，他就没办法。他还能一个一个去核实？后勤就这样，要不然能叫‘后勤’？老头整顿两天半就不了了之，这些日子他更不管了，没看见机关像放了羊似的。”

说着他走到我对面，坐到戴若思的位子上，瞅了一下问我：“你看的什么书？”

我竖起那本《后勤通讯》，他直摇头，努努嘴说：“下面那本旧的。”

我说：“你眼珠子还挺‘贼’，”我给他看了书名并解释：“这是抗日战争回忆录。今年是抗战胜利30周年，我们下一步搞宣传要用到的。”

潘岳撇撇嘴：“你就蒙我吧。哎，跟你商量一下，咱俩来个交换好不好？我知道你们科那仓库里有好书，你让我去挑几本，我给你透露个重要消息。”

我说：“你先说你的消息，我看看值钱不值钱。”

潘岳说：“绝密啊。我告诉你，咱们‘大部’（指的是军区后勤部，跟它比，我们生产部是“小部”，也就是“二级部”）要在明山街盖新宿舍，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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