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旧勋章，对我说：

“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

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说：

“站好i站好1”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上，父亲才拿起那被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令喝：

“敬礼1”

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了声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拼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中毕业，便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风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了一辈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靠黄叔叔的面，才挤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接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还象样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包，跑跑，踏着他那僵的军人步伐，风坐仆仆的去赶公共汽车。父亲里旧日的同僚，通通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的老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躲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俏声命令，

“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1”

就在我们那间闷，终中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的坐在他那张磨得油亮的竹靠搞上，打着赤膊，着汗，着老镜，在客厅那盏昏缀的灯下，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版的《三国演义》。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里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觉父亲仍旧屹然端坐在客厅的竹搞上，手里冗自住他那本《三国演义》，他上那盏吊灯，给震得象钟摆一般，来回的摆着。

父亲独自坐在客厅里研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理时，母亲便一个人在客厅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弯着腰，在搓洗那些堆积如山无穷无尽的床单衣裳。因为贴补家用，母亲每天都去兜揽一大堆别人家的床单衣裳回来洗。她常年都埋葬在那堆脏衣裳里，弓着背，挤命的搓，奋力的洗，两只手在皂里，一径泡得红通通的。她蹲在地上，捞超裙，一双青白的小来，一乌黑的长发扎成一刷大尾，拖在后。有时候，母亲一面搓洗一面一个人忘情的哼着台湾小调；搓着搓着，她会突然扬起面，皱着眉，放声唱了起来：

啊——啊——被人放弃的小城市——寂寞孤单影

她的声音尖细，凌厉，颤抖抖的一声奋扬起来，听得人骨悚然，比《悲情城市》里那个台语悲旦白莺唱得还要叫人心酸。

母亲的世和来历都是十分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园乡下一养鸭人家的养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待，幸亏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许多罪。可是有一天，养父一把镰刀飞过去，把她额上削去了一块，于是她便逃了来，跑到中沥，在第一军团军营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女招待来。那段日，母亲的行为大概不甚检，经常跟第一军团那些军爷们制造事件。有一次，两个少尉军官为她争风吃醋，动起武来，险些了人命案。事情闹大了，母亲在中沥立不住脚，才到台北来帮人下女。黄婶婶怀时，请了母亲临时帮忙，就是那样，便跟父亲搭上了。那年父亲四十五，母亲才十九岁。黄婶婶提起这件事，总捂起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