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们那个七零八落，破败不堪的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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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人家。我们那条巷里，大多是一些不足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象—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左边第一栋是秦参谋家，一扇大门给台风刮掉了，一直没有补上，好象秃着嘴，缺了一颗门牙似的。秦参谋喜坐在大门缺一张矮凳上，手里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据他自己说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沙哑得患了重伤风一般。去年他中了风，脸走了形，嘴歪掉了。可是他仍奋力的唱着《逍遥津》，很苍凉的在喊：欺寡人——。他一张嘴，下便好象掉下来了似的，一脸痛苦不堪的神情。右边第一栋住着萧队长和黄副队长两家，萧太太和黄太太吵了十几年的架，因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常常在夜里从她们厨房中传来一声声有板有的砧板咒。x，x，x的刀声，着尖厉的诅咒，在寒风中，听得人骨惊然，萧太太是大块，声音宏亮，总是占上风。黄太太却瘦得象只缩了的黄瓜，一径瘪着嘴，泪汪江，满面凄苦，好象给萧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家传来，都是怨声。我记得，那么些年，我们那条巷好象从来没有安宁过。这边哭声刚歇，那边吆喝怒骂又汹汹然扬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条叫人不太容易忘怀的死巷：它有一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特殊的破赃与荒凉。巷两侧的沟，常年都满了腐烂的莱、破布、竹篱、发锈的铁罐，一沟浊污黑的积，太一晒，郁郁蒸蒸，一般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在巷里转回。巷中央那个敞的垃圾箱，内容更是复杂。常常在堆积细山的秽上，会赫然躺着一只肚鼓得胀的死猫，暴着睛呲着白牙；不知是谁家毒死的，扔在那里，慢慢开始腐化；上面聚满了绿油油一颗颗指大的红苍蝇，人走过，嗡地一下都飞了起来，于是死猫灰黑的尸上，便一窝白蠕蠕爬动的蛆来。巷是黄泥地，一场大雨，即刻变成一片泥泞，叽叽的，我们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着，脚上裹满了泥浆，然后又把黄曲泥浆带到屋里去。如果天气久早，风一刮，整条巷予飞沙走石。于是一家家破缺的墙撑来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缕的布、三角、床单、枕，在黄檬檬的风沙中，便异常闹的招翻起来。

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一块黑的大油布铺在漏上，遮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有时连痰盂也用上，到接。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的房特别矮，光不来，屋内的泥地分外，好象一径漉漉在汗一样，整栋屋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到那样一幢房，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中，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伟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到隔二十六巷黄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酒，一包盐脆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碗装酒，你一腕我一碗的猛，嘴里的生米嚼得xxxx.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通红，一直挨到太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来，咳一声，说：‘

“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来。

“改天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