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诓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家，可惜王光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终于接回了王光。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康生、陈伯达等趁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揪中南海，几百个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中南海，除非从我上踏过去。”他对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保护了、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1968年病重，周恩来还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了自己能够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是写不胜写的。他以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住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国家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记得在那惊涛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据叫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措施事后得到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这些人的下落，追得了，傅说了句：“上面知。”周恩来则持不允许他们批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时报告了此事，赞同说：“总理得好。”第二天，一伙又拍桌追问，傅祟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被、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等攫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冲击，又要应付各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纠缠和、反革命集团的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理经济方面现的各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都应当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整个国民经济痪。、等要“天下大”，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