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康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宣传、财政、外、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问题。对他们要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要据党的政策，其情节轻重分别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会时，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都希望“两派同台演”，以利于促团结。但是、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启事”送、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组织和纵着反革命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大权，矛直指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在8月9日鼓“要建立新的国家机”；提“文攻武卫”的号煽动武斗，全国混达到。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阅，看后指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各“造反派”要夺武、夺金库表示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盗？”“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左思的煽动，指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还是打倒领导，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中央岗位，他殚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是拥护的，“以他们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击二月逆”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