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罚或变相罚，如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烈不满，对、、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党、军的罪恶活动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桥、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密谋，向作了汇报。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不准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实现。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提“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同月，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也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持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一伙到十分恼火。9月底，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一伙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并发中央文件，指：“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门、新闻、广播门和中央局首脑门，一律不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涉机关内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机关办公科室，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门。”文件指，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涉他们本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理这一事件的张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原‘四清’署结合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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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总政治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同意后发。同日.又报后发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上述总参谋、总政治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行发展，也不再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