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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1958年7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已设备和钢村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这一段话，说明了周恩来是清醒地看到“大办”中的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集有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现的以浮夸凤、“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门都要把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周恩来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据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单位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958年这一年，经验有两，一是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比例发展的法则。第二天，他又召集陆定一、康生、张际、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意、胡乔木、复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棠、吴冷西、姚臻等，就文艺、卫生、育等方面在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行商议。周恩来指：要承认的情，但“领导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

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钢铁翻一番，就是要从1957年的535万吨.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于是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以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产“卫星”。周恩米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看后，把土法炼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块当成铁矿，也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想加以引导，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秘书建议把大学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周恩来采纳了，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但是，当时几千万人上山炼铁，这大学生是无补于事的。到了冬天，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他心里很难过，到这

大办钢铁，使国家直接损失几百亿元，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大跃”初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还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本上来制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