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后。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发，因中间应约要去仰光同缅匈、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枫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涝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以大无畏的神，仍然赴会。14日，他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换意见。周恩来提在亚非会议上不提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17日，到达万隆。18日，亚非会议开幕。

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的：“他现在哪里，哪里就有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群众发了雷鸣般的呼，人们不顾警察的警戒，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国记者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派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国主义的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问，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同中国建的只有7个，同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所谓“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张。

4月19日，会议第二大的下午，到中国代表发言。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会议上，他发言指：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