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他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则要考虑保证重建设和国民经济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调，逐步改善人民的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和本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错误，一是不顾目前的生产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八大会议上提：“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平，他们要购买的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现大的病，最后还要照周恩来等提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