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得民心者自得天下

“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孔子是鲁国人，也备受国君的尊重。这一段是鲁哀公向孔子请问，“何为，则民服”？“何为”就是何所为之，要怎么做？“则民服”，才能使老百姓对于国君心服口服，进而拥戴国君。

古人讲，国君（政府）就像船一样，老百姓就像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民服非常重要。如果老百姓不服政府，这个政府就岌岌可危，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鲁哀公这是向孔子问政。

鲁哀公为什么会问这个话？这有当时的历史原因。鲁国长期以来是三家执政，三个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把持朝政。国君基本上是名存实亡，所以鲁哀公很不得意，才会问这个话。孔子的回答，讲的是“举错之道”。“孔子对曰”，《朱子集注》里说，“凡君问，皆称孔子对曰者，尊君也”，朱子对《论语》研究得很细致，一般普通的人问，孔子回答只称“子曰”，如果是国君来问，就会讲“子对曰”，对是对答，这是表示对国君的尊重，也就是孔子的这个回答，是单对国君，是更加恭敬谨慎的回答。“直”是正直的人，“枉”是不正直的人，直和枉是两种人，也可以说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小人。君子正直，小人不正直。

“举直，错诸枉”，东汉经学家包咸的《注解》说，“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错”是通假字，通措，意思是放置、废置。任用人的时候，要举正直的人任职，废置邪枉之人，不用不正直的人。不正直的人称为邪枉，邪就是不正，为什么他不正？因为他的心是自私的，自私就邪了，就不正了，正直的人必定是大公无私。用正直为公的人，舍弃邪曲自私的人来为政，自然人民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他们的心就服了。反之，“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用邪曲自私的人，舍弃正直为公的大臣，民就受其害，所以不服。当时鲁国的情形正是这样，三家专权，就是什么？“举枉，错诸直”，所以人民百姓不服。可见得孔子当时对鲁哀公的回答是针对时弊，当然这个道理也是贯通古今，在任何时候都适用。这是一种说法。

提拔贤人容忍小人

古注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错诸枉”的“诸”是“之于”的合音，错之于。“举直，错诸枉”，是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枉之人之上，让正直的人掌权，控制住那些邪枉之人，这样民也能服。如果倒过来，自私邪枉之人置于正直之人之上，民就不服了。

所以国君要懂得用人之道，对于君子要提拔，把君子放置在上位，把小人放置在下位，小人在下位就不得为恶，受君子的管制。这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要更好一些，这是雪公老人讲的。为什么？没有把小人踢出去，也能容纳小人，只是什么？小人要受君子的掌控，不能乱来，这样就很好。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里就讲到，这种说法与孔子尊贤容众之德相合。我们尊贵、提拔贤德的人，但是对一般普通的、有私心的人也能容纳。在现代社会，容众也很重要。君子只想着道义、正直、大公，而小人是整天想着自私自利，那我们现代社会，君子多还是小人多？说句老实话，现代社会确实是君子少，小人多。

这个原因主要也是教育，对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足才导致的。假如这个教育从小就开始，国家政府非常重视，相信君子会日益多起来。君子多了，对国家一定有好处，大公无私的人，他们都是为民，所以自然就能够令社会和谐。《礼记·学记》里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君子，使小人的数量愈来愈少，这是什么？君子从政则民服！君子多了，社会就和谐了。

这两种说法，一种是举用正直者，废弃邪枉之人；第二种，没有完全废弃邪枉之人，是把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枉之人之上。为什么第二种说法更好？《论语》第十二章里，“樊迟问仁”，也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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