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莫斯利引起的哗然确实有分是假装来的，还有分是其他异议者的诡辩。但目前这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过去十年的“反法西斯主义”及其采取的那不择手段的法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这俄罗斯狂只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普遍衰落的一个象征。假如信息横一手，下令禁止版这本书，绝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将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现行的正统思想要求人们要忠于苏联，不能对其提批评；在涉及苏联利益的时候，英国的知识分不但能够容忍审查，还可以容忍对历史的故意篡改。举例来说吧，在《震撼世界的十天》——记录俄国革命早期的第一手资料——作者约翰?里德33去世之后，这本书的版权落到了英国手里，我相信这是里德的遗赠。几年后，在竭尽所能销毁这本书的原版之后，英国发行了经过篡改的版本，彻底删除了提及托洛茨基的段落，还拿掉了列宁撰写的序言。假如英国仍然存在激的知识界，那么全国所有报纸都会揭并抨击这造假的行径。可惜实际上没有任何抗议的声音。对许多英国知识分来说，这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这明目张胆的造假的容忍不仅仅意味着崇拜俄罗斯正好是当今的。这特殊的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在我看来，等到我这本书版之后，我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很可能会被广为接受。但这有什么用呢？用一正统思想取代另一正统思想并不是步。我想要反对的是那留声机的心态，那正在播什么唱片就只听什么唱片的法。

我熟知各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观——有些观认为这自由不可能存在，有些观宣称这自由不应该存在。我的回应很简单：这些观并没有令我信服，我们四百多年来的文明是建立在与此相反的信念之上的。从差不多十年前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当今的俄罗斯政权是十分邪恶的，我认为我有权利这么说，尽苏联现在是我们的盟国，尽我也希望英国和苏联能打胜仗。如果不得不选一句话来为自己辩护，我会选择弥尔顿34的这句诗：

据已知的古老的自由原则

古老这个词调知识的自由是源远长的传统，假如缺乏这传统，我们独特的西方文化是否能够存在是很值得怀疑的。当今的知识分正在远离这传统。他们接受的原则是，要判断一本书应该被版或者被查禁，应该被称赞或者被诅咒，标准不是它的优缺，而是政治大气候。有些人其实不持这看法，但却因为特别懦弱而对其表示赞同。这情况的典型例证是，英国有无数和平主义者从来不反对当今社会上盛行的对俄罗斯军国主义的崇拜。在那些和平主义者看来，所有武力都是邪恶的，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不停地敦促我们投降，或者至少要忍辱求和。但他们有多少个人曾经提由红军发起的战争也是邪恶的？显然俄罗斯人有权利保卫他们自己，而我们这么就是犯下了滔天大罪。这自相矛盾的表现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很懦弱地想要和大分知识分维持友好的关系，因为那些知识分的国主义指向的是苏联，而不是英国。我知英国知识分的懦弱和虚伪是有很多理由的，实际上我能把他们为自己辩护的借背来。但至少让我们别再胡扯什么反抗法西斯主义是为了保护自由。如果说自由真的有什么义，那就是向人们说他们不想听的话的权利。普通人依然模糊地记得这个原则，并且也实践这个原则。在我们国家——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共和国时期的法国35不是这样的，当今【比如说1945年（！）】的国也不是这样的——害怕自由的正是自由主义者，想要玷污知识的正是知识分——而我写下这篇序言，正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