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人的海边，他询问自己：

你是不是生气了？

现在想来有不好意思。你真生气了，当了几天气急败坏可怜的乞丐，居然忘记了理想的圣战从来没有贵宾席，没有回报——回报只会使一切沦为易，心贬值为大粪。决心总是指向寒冬，就像驶向大海的一代代男人，远去的背影不再回来，毫不在乎岸边那些没有尸骨的空墓，刻满了文字的残碑。多少年后，一块陌生的腐烂舷木漂到了岸边，供海鸟东张西望地停栖，供夕下的孩们坐在上面敲敲打打，唱一支关于狗的歌。

人在少年时代，给自己生命取向的时候，并不十分清楚这个方向上遭遇的可能，随着岁月的增加，当这些隐秘的可能渐渐显山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这个时候要改变初衷也还来得及，但韩少功不打算修订自己少年的梦想，事情的严重反而激起了他更多承担的勇气。他地意识到，一个人对自己神生活的选择必须是一厢情愿的，而且应当是义无反顾的，不能以别人的认同、支持和社会的回报为条件。也就是说，要真正到无待。“你在遥远的山乡的一盏油灯下决定站起来，剩下的事情就很好办。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权势面前，都认定下跪是时髦的健，你也可以站立，这并不特别困难。”在散文集《海念》的后记《南方的自由》里，他再次表达了这决心：“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失血的沙漠里，我还有多少使自己免于渴毙的生力。我讨厌大势所趋之类的托词。我相信一个人即使置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文化困境，他也还能什么，也完全可以保持从容——何况事情还没有这么糟，还不需要预付悲壮。”他把自己这“在相同条件下作不同的选择”的自由，称名为“南方的自由”。

一番权衡之后，他觉得还是退回书房，自己的老行当有意义些。尽变革中的中国不断提供新的机会，尽各行业都可以通往成功，但对文学的选择对于他有特别的意义：“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神方向，选择一生存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关系。”因为，“当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语言的世界，当人们的思想和情主要靠语言来养育和呈现，语言的写作和解读就已经超越了一切职业。只有苏醒的灵魂，才不会失去对语言的渴求和，才总是力图去语言的大海里洁净自己的某一个雨夜或某一片星空”（《为什么还要写作》，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版社2001年版）。与一般作为生存手段的职业不同，写作对于他而言是一神的职业，关系到一个人的安立命，关系到一个人灵魂的归宿，而不仅仅是一谋生的方式。但在这个时代，人内心虔诚的关怀要么成为一隐私，要么被当一笑料。他只能用隐晦的语言表达自己心底对于文学的寄托。

幻想自叙（2）

一个人并不能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了守卫心中一个无须告人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需要走向人。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也需要离开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我掉了电话线把自己锁书页上的第一个词。事情就那么简单。一念之间，寂静降临了，曾经倾注情寄寓心血的一切就可以与你完全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