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是家里最小的孩，大家都叫他“四”，是一个淘气顽的家伙。韩家坐落在长沙经武路，挨着古城墙的内侧，城墙外边就是大片的棚区，一排排用木板、油毡纸、茅草搭建起来的房。四儿时的伙伴多数是居住在这些房里，他们的父母或者是踩三车的，或者是工厂里的临时工。相对他们而言，韩家的条件显然要优越许多。韩家有当时较为罕见的台和门廊，有独立的前后院，可以些瓜豆，养些鸭。生活条件上的差别并不影响孩们之间的往来，实际上，韩家成了孩们聚集的地方，像一个鸽笼，四还是这一带的孩王，经常一些歪让大家玩开心。中午，大人瞌睡的时候，他就带着伙伴们到窜，探索一些陌生的地域，甚至一些冒险的游戏，直到傍晚带着血的伤回到家里，接受母亲的一顿斥骂。有一次，他带一帮人到郊外“打游击”，并准备在野外过夜，让家长们慌了一整个夜晚，直到天快亮时才找到他们，把他们一顿好骂。学校老师也赶来严加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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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边上的童年（2）

1949年长沙解放，他很快就换上戎装，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军官，随军南下参加西南地区的剿匪战斗。直到1954年，也就是在韩少功生以后，他才转业地方，先后在省教育厅和省文化教育委员会任职。文化教育委员会可能是后人不容易明白的一个机构。共产党执政之初，大量文化程度很低，其中不少是文盲或半文盲。执政党的急务之一，就是迅速提他们的文化准。语文、数学、理、化学都是他们的补课内容，韩父先后执教的《辩证唯主义》、《泽东选集》、《联共（布）党史》，等等，更是这些长、厅长的重课。教学一般在夜晚和周末行，为了让这些大老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他认真细致地备课，用带有西南官话音调的普通话把每一课都讲得生动有趣，受学员迎，其教学经验曾印成小册在各地推广。虽然工作平淡，也没怎么人地，但他的心里还是相当庆幸。像他这样的人能为新政权接纳和信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合法的位置安立命，甚至在年年评选先工作者时榜上有名，就算很不错了。他原先在旧军队和旧政府里的同僚，有的在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就被判刑，那个原长沙市市长甚至被枪毙，直到韩父死后多年的20世纪80年代才平反昭雪。电站

应当说，韩少功充分享受了天真无邪的童年乐趣，为小学生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游泳、打乒乓球、骑自行车以及理发，以至于他记得起的一件最为伤心的事情竟然是两只蜗的死亡。下雨的日，他和伙伴们就兴奋起来，他们一伙人便到僻的墙或木林里逮蜗。这时，那些在光灿烂的日里仿佛已经灭绝的生一下全都活了过来，从旋壳里伸长长

”的活跃中，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倒退”的斗争。一些地下印刷品在他家集散。他利用自己的公开份和人脉关系，掩护过当时湖南共产党组织的一些重要。其中一位姓陈的地下中###员，由于被当局通缉，就以韩母亲弟弟的份，在他们家藏几个月，以至于这“弟关系”后来一直保持下来，两家后人至今也仍以亲戚份来往。

但父亲对一切显得相当宽容。在韩少功的印象中，父亲个中等，态偏胖，话语不多，格温和，与严厉的母亲相比算是一位慈父，脸上常常挂着一丝笑意。带着军旅生涯的遗习，他特别重视孩的锻炼，要求他们天天晨跑，带着他们游泳，把他们赶下乡去劳动——如果学校不组织这样的劳动，他就自己带着他们去。在他看来，艰苦劳动是每一个人成才的基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