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封校。体温计变得比钢笔重要。84的味道满天飘。

我曾经在《文学概论》的扉页写道：生命就如一段树枝，干枯的还是新鲜的，都有一不小心就折断的可能。

封校的那段日子，校园里一切不再那么光鲜新亮。花坛里的杉树耷拉着脑袋，在四月的风中有气无力地喘息着。我们就像关在巨大的水泥笼子里的猩猩，生活得笨拙而又迟缓。日子简单的只剩下吃饭睡觉量体温喝中药。我们像完成一个仪式一样拿出杯子，那张了无生气的脸便在褐色的液体里一漾一漾的。没有其他的表情。除了麻木和一丝隐忍的恐慌。

课也不怎么上了。这让我想到一个人，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眼睛紧紧盯着的，只有死神，周围的花草钱权再也进不了他的视线。他的脑子早已被求生的本能涨满了，他在瞅机会，瞅机会怎样绕过死亡。

有些病毒是横冲直撞的，它来到你身边的时候毫无征兆，连一个心理准备的机会也不给你。我们张皇失措，我们睁大眼睛，左逃右躲。我们双手合十祈祷上苍不要让噩运撞上自己。

我清楚地记得，是从4月20日开始封校的。我们学校有三个校区，这可苦煞了那些校内外相隔的恋人，他们一个在铁门里面，一个在铁门外面，手彼此紧握。那可怜的门卫老头，整天就看着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的悲愁的单调场面，日子久了，也弄得多愁善感的。

男生楼首先开始躁动。他们用疯狂的变了调的声音喊女生的名字。他们把书本一张张撕下来折成纸飞机，瞅着有女生经过的时候，猛朝楼下掷。他们在校园里旁若无人地大吼：他妈的，老子快憋死了。杭爱打电话过来，卓雅，有种咱们今晚一起翻墙出去放风？我说算了吧，干吗弄得像要私奔一样？杭爱说真他妈没劲，就这样闷在这儿，还不如让我染上“非典”。我笑了，有点歇斯底里，杭爱，你真他妈牛！

晚上，我经常爬上顶楼，坐在栏杆上。很难找到一个比顶楼更适合我的地方了。人们对我没有任何要求，我不愿开口说话就不必开口说话。我牛b得像个国王，安闲自在地坐在那里晃动着自己的双腿。手中燃着的是“三五”，有一搭没一搭地吸上一口，让一切从眼前掠过，什么都看不真切，我却心满意足。

在校园里碰到张维，我告诉他最近是如何颓败地过着。他说，你们这些孩子啊，遇到一点事儿就沉不住气了。他竟然觉得我们是孩子，还把“非典”这一牛b哄哄的名词就用一“事儿”代替了。他的话，总是有些意外的声响。我问他可不可以借给我几本书。他从包里掏出纸和笔，你记下来吧，我明天带给你。

也就是在“非典”时期，我看完了从张维那儿借来的《荆棘与花冠》，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论丛”之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索尔仁尼琴、索尔·贝娄，还有诺贝尔那隐没在巨大成功之后的潮起潮落不完美的爱情。

突然觉得很悲哀。上帝左手拿着爱情右手握着事业仁慈地问孩子你选择哪一边。有些人，以雄霸天下的姿态把两边都揽向自己。于是，他们怀揣一颗壮志雄心，在爱情的曙光里早出晚归辛苦劳作。终于有一天，他们可以站在事业的树梢上高喊我赢了的时候，才发现支撑自己的那缕光亮早已暗淡到岁月的山那边去了。于是，金庸在刀光剑影古玩暗器中享受四面八方的爱情，莫文蔚也只能在花车上深情地歌唱那惊心动魄的曾经。王蓉闭上眼睛独自陶醉着这样的词句：我不是黄蓉，我没有武功，我没有靖哥哥完美的爱情……这其实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一群啊！有几个人能像金大侠笔下的郭靖那样乐呵呵地笑着，自叹傻人有傻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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