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被第侵略者切断了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海谋生。后来，内地商路上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现了一些城市。另外，定期大集市对商品销售也很重要；这些集市现在商路两旁，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的。但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再从开始，而且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而不是如磐石的帝国的结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自信和独立，这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拥有权力和财政资源，他们通常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准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定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或自愿同盟会，用以自卫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这一在下面这个惯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个农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统一。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迫意大利北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阿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及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视为下等人和不受迎的人：在西北欧，商人则拥有社会地位，其财富和政治权力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携带武、骑乘车和拥有土地方面受到限制；他们将商品从一运到另一、被认为是非生产和寄生的活动，他们被置于社会底层。同样，在印度，由于印度教调放弃财产，商人毫无声誉。在印度，最理想的人不是赚钱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垫、吃大蕉叶、无质财产牵累的神秘主义者。因此，在东方诸帝国中，商人毫无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学者主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来西亚地区和印度拉杰普特诸国是地方贵族理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

是的，没有一个地方，除了欧洲。在欧洲，商人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正稳步增长他们正成为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

五、民族君主国的崛起